起被石勒俘杀。
东海王越妃出河东裴氏。西晋时裴氏与王氏齐名，时人以两家人物逐个相比，以八裴方于八王。裴妃兄裴盾、裴邵，都是司马越的重要助手，也是司马越联系士族名士的又一桥梁。不过裴盾、裴邵没有来得及过江。裴邵随司马越出项，死于军；裴盾后降匈奴，被杀。裴氏与司马越个人关系虽密，但其家族不出于河南，与司马越府椽属多出于河南士族者，毕竟有所不同。这种河北河南的畛域之见，当渊源于昔日司马颖居邺、司马越居洛阳而相互对立的历史。所以裴氏家族重要人物与其他河北士族一样，罕有过江者，因而裴氏家族没有在东晋政权中取得相应的地位，以继续发挥象王氏家族那样的政治作用。
由上可知，惠帝末年和怀帝时的西晋朝廷，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装点其间，实质上就是司马越与王衍“共天下”。可以说，这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一种组合，一个形态。
在司马越、王衍操纵之下，另一个王与马相结合的政治中心正在形成，这就是晋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导在徐州开启的局面。
王氏家园所在的琅邪国，是司马睿的封国。司马睿的琅邪国与司马越的东海国相邻，都在徐州。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曾出为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晋书》卷三八本传称其“镇御有方，得将士死力。”后来，当司马越收兵下邳，准备西迎惠帝时，起用琅邪王司马睿为平东（后迁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为他看管后方。司马睿受命后，请王衍从弟、参东海王越军事的王导为司马，委以重任。由司马越、王衍在洛阳的关系，派生出司马睿和王导在徐州下邳的关系，王导在司马睿军府中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司马越物色司马睿，还有历史渊源。司马越与司马颖对峙之时，司马睿与其从父东安王司马繇先居洛阳，后居邺城。那时司马越已通过辟于越府的王导对司马睿施加影响。荡阴战后，司马繇被司马颖杀害，这更坚定了司马睿在成都王颖和东海王越之争中投向东海王越一边的决心。司马睿在王导劝诱下南逃洛阳，转回琅邪国，在那里接受了司马越的号令。从种种迹象看来，司马睿、王导同莅徐州下邳，不是偶然的组合，而是司马越、王衍精心的策划与安排。洛阳司马越与王衍的组合，下邳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都是日后建康“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
不过，情况还是有区别的。洛阳司马越、王衍的组合，掌握实权的是司马越；而徐州下邓司马睿、王导的组合，王导却起着主导作用。那时，司马睿还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可以把司马睿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王导传》叙述这一段关系时说：“〔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透过这一段夹杂著攀附之辞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司马睿在北方所经历的大事，几乎全出王导的主动筹谋。王导在邺城、洛阳、下邳，早已发现了司马睿“奇货可居”，很像当年吕不韦在邯郸发现了秦国的子楚一样。子楚曾约定分秦国与吕不韦共之，而司马睿后来实际上与王导共享东晋天下。
永嘉政局，纷乱异常。刘渊等交侵于外，怀帝、司马越构嫌于内，州郡征镇叛服不常，流民暴动此伏彼起。司马越、王衍力图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控制，抢据要冲，以维持残破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受命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偕王导南渡建邺。这是司马睿、王导同镇下邳两年以后的事。其时，王衍为门户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案指中原）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案指洛阳），足以为三窟矣。’”孙盛《晋阳秋》记此事，谓王衍辞诸弟时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依孙盛所记，王衍经营“三窟”，并不是消极地效狡兔之求免于死，而是欲乘王室卑微之时图谋霸业。以后的事实表明，王衍追求的霸业没有实现于齐楚，而实现于扬州的江南；不是假手于王澄等人，而是假手于王导。这是王衍始料所未及的，因为他设想的“三窟”均在长江以北，并未包括扬州江南部分。
《通鉴》系此于永嘉元年十一月，后于司马睿镇建邺二月。
从人物构成和历史渊源说来，扬州一窟，同样是司马越、王衍势力所派生出来的。扬州江南窟成，齐楚已乱，王马天下，只有于此经营。但是此时洛阳尚有怀帝，名分不可僭越，因此形势暂时还不是很明朗的。五行家看到王导在建邺“潜怀翼戴之计”，待机脱离洛阳以称霸江左的事实，谓其时江左“阴气盛也”。这反映晋室社稷南移的可能性，已在时人的估计之中。
司马睿渡江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