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打算,他很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与自己保持一致,便提出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很希望像邓小平这样有威信有影响的人物出面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好的,从而达到两人继续合作并同时堵江青等人的口的目的。然而,邓小平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绝不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后来,邓小平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但毛泽东还留有一点余地,让他“专管外事”。不久,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告状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这封信是告军宣队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的。毛泽东认为刘冰“写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批示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毛泽东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有百多名老干部与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越喊越高,邓小平露面就越来越少了。在1976年1月2日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他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但在“消失”两星期之后,邓小平又突然露面了!———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的时候,电视镜头中出现了身穿黑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大致悼词。
不久,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而基辛格也因为福特的竞选失败而离开了白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