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在中国反复播放，因此他在后来访问中国时，街上的人们一见面就认出了他。他为此感到很高兴。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上午，下雪的天气突然放晴了。湛蓝的天空，明媚的阳光，白宫南草坪旁的树丛上还挂着雪花。第一次在有着一百七十九年历史的白宫门前与美国星条旗并排飘扬的五星红旗显得格外鲜艳夺目。而在７年前的这片土地上，竟然连五星红旗的印刷品都很难找到。
令人难以忘记的是，就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大会第２６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即２７５８号决议）之后，代表蒋介石政权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在当天降旗之后，联合国大厦门前第２３根悬挂中国国旗的旗杆，却整整空置了６天，因为联合国秘书处在纽约全城四处寻找，竟然找不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后来有的说是从印度驻联合国使团的一本印度出版的《世界知识手册》里，有的说是从联合国的某个华裔职员贡献出的自己在法国巴黎旅行时购买并秘藏的一本北京出版物上，才找到了五星红旗的印刷样品。这样直到１１月１日，一面和其他成员国国旗一样尺寸的长１．８米、宽１．２米，用尼龙材料做成的五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升起来了。但据说这面五星红旗做得仍然很不标准，旗帜上的那颗大五角星和四个小五角星的比例和排列位置不是我们的比例，很不规范。但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据美联社常驻联合国总部记者威廉·奥蒂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说：“共产主义中国的五星红旗，今天（１１月１日）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升起。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颇有意思的是升旗的是两个美国黑人：２４岁的威拉德·博迪和２８岁的乔治·鲍德温。”１１月８日，新华社记者高梁以代表团秘书的身份率领中国先遣小组到达纽约后，把从北京带来的标准的五星红旗交给了联合国礼宾司官员，此后，中国人自己制作的五星红旗在联合国高高飘扬。
由此可见，在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前，中美这两个国家的“敌对”隔绝状态是个什么样子。中国在美国被“妖魔化”，中国的出版物被美国当局当成“敌国宣传品”。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上午１０点整，白宫迎来了它来自东方的最尊贵的客人。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陪同邓小平和夫人登上了铺有红地毯的宾礼台。军乐队奏响了中美两国的国歌，鸣礼炮１９响。接着，邓小平和卡特并肩走过长长的红地毯，一起检阅三军仪仗队。显然，邓小平享受着政府首脑的礼遇。由于当时邓小平担任的职务是中国的副总理，因此美国的记者大发感慨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如此隆重地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舆论普遍认为，在邓小平访美之前，还没有一个外国贵宾受到过美国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１９４６年，丘吉尔访美时受到了美国朝野的空前欢迎，但隆重程度远不及此次邓小平访美。其原因在于，美国人把丘吉尔当作英雄崇拜，但在“二战”已经结束、丘吉尔已经卸任首相的情况下，他并不代表什么。１９５９年，赫鲁晓夫访美时也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当时，美国政府为他安排了访问节目，其高潮是游览迪斯尼乐园，鸟瞰公路上密如蚁群的私人轿车，以及享受一天纯粹美国式的农村生活。但在美国人看来，赫鲁晓夫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但邓小平的情况却与此截然不同———他富有传奇般的政治经历，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国代表和雄心勃勃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
其实，访问美国，一直是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夙愿，毛泽东曾多次表示希望到“美国一游”。在抗日战争时期的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就曾对当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和他最喜欢的外交官约翰·谢伟思谈过，他愿意为促使美国在中国抗战后的和平民主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飞赴华盛顿拜访罗斯福总统。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罗斯福没有下定决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也表示愿意到美国密西西比河里游泳。据说，毛泽东在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丝夫妇时，也都曾半认真半玩笑地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对邓小平来说亦是如此。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９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公明党第７次访华团时，就对竹入义胜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到华盛顿去，不晓得能否实现。美国人总是说我为什么不到华盛顿去？那里有台湾的大使馆，我怎么去。只有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了，我们中国领导人就可以去。在国际事务上，我只要完成这件事就可以见马克思了。”邓小平认为，这关键取决于美国政府和卡特总统的决心了。还说：“中日关系正常化一秒钟就解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加一倍，两秒钟就可以解决。”
而对邓小平来说，这也是他第二次到美国。第一次到美国是在１９７４年４月，当时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６次特别大会，首次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