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更不会忘记抵达上海的这些天。4日下午，当他到达中华体育场练习时，那里已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场地人员几次推挤涌到跑道上的观众，告诉他们不要影响刘长春的训练。记者们紧随不舍，提出种种大大小小、好回答的或难以回答的问题。来访的其他客人也是络绎不绝。这里还不妨记录一个刘长春在沪的其他日程：
5日，招待各报记者，由赫更生报告中国这次派员出席奥运会的经过。
6日下午，上海新闻界为刘长春洗尘。
7日晚，上海24个团体近两千人于东亚饭店举行招待会，为刘宋二位饯行。
6、7日上午，上海狐狸电影公司为其拍有声电影，以便随轮寄往美国上映，广为宣传。
成衣店连日为其赶制服装，除了西装还有燕尾服、漆皮鞋，专为跳舞用。大概是为了在洋人那里，也不能显得太土气的缘故吧。
还有一个小插曲，他们原来预订乘坐的是麦斯开轮船，宋教练怕刘长春晕船，遂改为设施较好的威尔逊号，自贴美金也在所不惜了。
这些场面是欢快的。但欢快中夹杂着多少辛酸，多少愤怒，多少民族的忧患。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密令其守备队岛本营川岛连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沟附近的铁轨，反诬是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所为，遂命令关东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张学良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组织抵抗。蒋介石一再复电：“绝对不抵抗”，“力避冲突”。日军一夜之间攻占了沈阳，辽宁。吉林、黑龙江大片国土仅4个月零18天即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下。日军有恃无恐，气焰嚣张，侵略矛头直逼关内。
“9·18”事变后的第三天，正在东北大学上学的刘长春一个人回到大连家中，准备赴北平复课。次日，受到日本警察派出所的传唤：
“刘君有何打算？”
“只有在家安静心气，且有同班同学寄住我家，想待些日子看看时局再议。”刘长春回答。
敌人已开始跟踪监视刘长春了。刘长春不敢在家久留，连夜让爱人赶回娘家凑了70无路费，第二天，悄悄地乘上去天津的客轮，跑到北平去了。
日本人哪能善罢甘休！
其后，日本人又两次上门纠缠。
“只要让你儿子回大连，满洲国会给他教育部、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做，不然的话……”日本人对刘长春的父亲万般威逼利诱，让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
刘父被逼无奈，只得去北平寻找儿子，同时，又仓惶地将家搬到乡下，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不久，伪满各报就迫不及待地刊登了一条消息：田径名将刘长春和于希渭将作为“满洲国”运动员赴洛杉矶参赛。日本操纵的满洲国傀儡提前下手了。他们致电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得到了认可。美方复电承认“满洲国”提议，并要迅速交上所谓“满洲国”的“国旗”、“国歌”，以供需要。
消息传开，全国哗然，民众无不义愤填膺，抗议的浪潮席卷全国，而国民党政府却无动于衷。尤其天津一带的青年学生们，他们之中很多人是从东北流亡进关的，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便游行示威，他们愤怒地质问国民党政府，为何既不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又不抵制满洲参加奥运会的阴谋活动。国民党大员们躲的躲、藏的藏，不敢与学生们对话。
刘长春拍案而起：“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伯国作马牛。”
山河破碎，千百万人沦于帝国主义蹂躏的铁蹄之下，人民大众怎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又怎能容忍政府放弃显示中国独立与民族威望的奥运会参赛资格！奥运会问题再次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离奥运会只有两个多月了，国人心急如焚。刘长春毅然于1932年5月初在《大公报》发表声明：
“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是中国人，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当头一棒。
而此时，于希渭却还在东北，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严密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不得脱身。当刘长春南下上海之时，曾暗中相约于希渭也从大连乘船南下。由于日本人的阻挠，加上交通不便，于希渭终未能成行。于希渭不得已称病在家，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另一个可资利用的选手。
人们都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政府如何动作。
全国体协是很想派员参赛的，曾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申请。等啊，等啊，眼看到了5月初，教育部终于开了金口：鉴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决定不派遣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体协自己无钱可筹，看来又只能象上届奥运会一样派个代表去观礼了。
国民党政府对世界奥运会的冷漠与麻木不仁，给了伪满洲国以可乘之机。这再次显示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民的政府，奥林匹克运动是绝对不会兴旺发达起来的。
“为何不派刘、于二位选手作为中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呢？”这个建议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