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界只报道了她强调自己与国际奥委会的合同要到1988年年底才结束，并有传闻说她正在准备写一本书，全面披露国际奥委会在许多决策上的内幕，但这本书一直没有面世。
《柏林时报》还透露，国际奥委会曾禁止她为一个申办1992年奥运会的城市工作，这期间她也获得了一笔补偿费。莫尼卡·贝弗利欧曾在1992年奥运会选址上与萨马兰奇发生冲突，因萨马兰奇想让这届奥运会由他的故乡巴塞罗那主办（结果果真如此），而贝弗利欧夫人却支持当时参加申办的巴黎市。
文章最后提到，目前贝弗利欧夫人替法国总统希拉克工作。
这篇文章在国际体育界和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0月20日，萨马兰奇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新闻社EFE的采访时，坚决否认国际奥委会曾秘密支付给莫尼卡·贝弗利欧巨额的“堵嘴费”。
萨马兰奇说，贝弗利欧夫人是在1985年同意辞去总干事职务的，这比她与国际奥委会原来签署的工作至1988年的合同提前了三年。当时，她同意辞职的条件就是今后三年的工资照付。
但是《柏林时报》却援引前东德安全部的有关记录说，国际奥委会共支付了贝弗利欧夫人730万美元，作为其提早三年交出执掌国际奥委会总干事的大权，以及对国际奥委会的秘密保持沉默的“补偿”。
萨马兰奇最后说：“假如果真有德国报纸所说的那种记录，那一定是非常可笑的。”
除了来自贝弗利欧夫人的阻挠，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前几年最让萨马兰奇感到棘手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
苏联出兵阿富汗引起了以美国卡特政府为首的许多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行动，西班牙政府也在抵制者的行列中。从正义的立场讲，萨马兰奇反对侵略，作为西班牙驻苏联大使，他应该服从政府的决定。但是作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他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奥运会。更重要的是，1980年改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苏联的一票又何等重要。
萨马兰奇立即飞回马德里。他要避免唾手可得的成果失之交臂。他劝说政府，如果他能够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那也是西班牙的荣誉，对于西班牙政府也有好处。政府终于做出了有限的让步，西班牙代表队可以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但是不能打西班牙国旗，不代表西班牙，而只代表西班牙奥委会。
可是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有几个国家的政府通知他们的驻苏大使不得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任何仪式。西班牙政府也步人后尘，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回萨马兰奇可真为难了，他本人就是驻苏联大使啊！萨马兰奇请求政府给他一个例外，政府不允。他又请求解除他的大使头衔，以免他处境尴尬。但西班牙政府却说这是政府做出的决定，与他个人无关，更没有必要因此解除他这位西班牙首任驻苏大使的职务。而萨马兰奇本人也不想辞职，因为即使他辞职，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万般无奈之下，萨马兰奇决定请长假，而将使馆的工作交由商务参赞负责，并明确指示参赞不得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任何活动。他认为这样就能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身份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了。
这个办法对萨马兰奇和苏联当局都不错。但是西班牙政府却不能接受这种做法。西班牙外交部一名副部长来到驻苏大使馆，后来外交部长奥雷哈也打电话来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外交部不准把萨马兰奇解职，但是如果他参加了莫斯科奥运会，他就不必继续留在大使馆了。
萨马兰奇选择了奥运会。奥林匹克是他的事业，而当外交官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更何况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联邦德国的维利·道默已经由于其政府拒绝派运动员参加莫斯科奥运会而失去了同他竞争的机会。他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呢？而且，这次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有阿迪达斯运动服老板霍斯特·达斯勒和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的支持，他们保证分别做非洲、亚洲、法国和拉丁美洲代表的工作。苏联的工作已由萨马兰奇本人做好了。成功已经指日可待，又何需留恋区区一个大使的职位呢？
人生的关键往往就在几步，甚至一步。萨马兰奇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奥林匹克运动。莫斯科奥运会前夕，1980年7月16日，国际奥委会第83届全体委员会议如期举行，会上，来自加拿大的詹姆斯·沃勒尔、前西德的维利·道默、瑞士的马克·霍德勒与萨马兰奇四人参加了竞选，四人都曾在国际奥委会工作多年，是国际奥委会的资深委员。但前三人在组织才能和声誉上与萨马兰奇不可比拟。经过全体委员秘密投票，最后霍德勒得21票，道默得7票，沃勒尔得4票，三人得票总数远低于萨马兰奇一人的得票——47票。只经过一轮投票便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宝座，成为任期8年的国际奥委会第7任主席，萨马兰奇对此真是既惊又喜。选举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萨马兰奇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把他的喜悦之情通过电波传播到世界各地。“对我来讲，这一职务不是什么牺牲，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