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广治）。同时在云南设置“益州郡”。当时，西汉的统治力量是从沿海到达“交趾郡”，又通过“交趾郡”到达“益州郡”，再通过“益州郡”来实现对云南和巴蜀的统治。唐朝初期，继隋朝之后仍在今天的越南河内一带设置“安南都护府”。唐王朝的统治力量从“安南都护府”经过“通海城路”，到达“拓东城”（今昆明），从而紧紧地控制了云南，巩固了云南的统一。同时，通过“通海城路”也勾通了印、缅与“安南都护府”的联系。在南诏时代，无论是南诏国与唐王朝关系“亲密”时期，还是南诏国为了摆脱唐王朝的直接统治而发生“天宝战争”的年代，“通海城路”都是由安南进入云南的重要门户，唐王朝与南诏国之间的许多重要联系，更是通过“安南都护府”和“通海城路”来实现。特别是在“天宝战争”中，王知进率领的一路唐兵，也是从安南出发，经“通海城路”征讨南诏国。这场战争以唐王朝彻底失败而告终。南诏国因此迅速崛起，他们从大理洱海一带出发，乘势东扩，完全控制了“通海城路”所属的东南全境。为了巩固它的统治势力，南诏国在新开辟的疆土上建立了“拓东城”和“通海郡”。这两个同时出现的城市，寄托了南诏国“远大”的政治理想，一个表明它还要继续向东拓展，一个显示它要让自己的势力通达海上的意思。这个政治理想很快得以实现，从唐大中12年至唐咸通7年（公元858—866年），南诏国的统治者率领号称十万之众的官兵，以“通海”为前沿据点，侵扰并占据唐王朝的“安南都护府”达八年之久。“通海”就在这个时期，迅速成长为滇南地区最早的城市，也是那个时候中国南方最边远的城市。
后记 我衷心感谢云南大地(2)
当然，作为一条黄金商道的“通海城路”，在云南历史上也辉煌了数百年。宋代大理国时期，这里已兴起纺织、铜器制造等手工业。明代在这里戌兵屯田，大批江南军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使纺织、制革、马具等手工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特别是清代后期，每日进出通海的马帮达到两千多匹，个旧销往内地的大锡、从越南进口的洋货、内地销往国外的土特产品等等，都通过“通海城路”，并在通海集散。因此，这里商业兴盛、文化繁荣，昆明所需的通海土布、酱油、铁农家具、马用皮件、马鞍架、马掌、马钉、滇南一带的中草药，以及从广州、香港运来的英国洋纱、火炮、纸张、鸦片、玻璃器具，必须人挑马驮，从这里经过。更由于“通海城路”和“滇越铁路”的存在，许多人通过“走厂”、“走夷方”、“赶马帮”、“走烟帮”，把一个个村寨经营成了一个个实际意义上的城堡。这些村庄、古镇、矿山、古寨，从此逐渐成为一个个古典、优雅、洋气又险象环生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通海城内太和街一带，大、小马店无数。昆明有的货物，这里应有尽有，甚至在昆明买不到的东西，在这里也可购到。唐代诗人杜牧笔下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美景，也在边城“通海”出现了。探求“通海”的历史，我们对通海这样的一座边陲古城充满了许多美好的猜想。可以说，通海一直是“官”与“商”联系云南并通达海上所必经的一座边城，是名副其实的“通海”，它给云南、巴蜀、乃至印缅带来了什么？它曾演绎出多少传奇故事？
可以说，这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封闭、落后，它其实是云南文化的一个交汇口，是一块古老而丰饶的民族文化沃土，是原始天地和人文精神合一的地方，是云南最复杂而又经典的地域之一。对于我们来说，面对这块复杂而经典的土地，等于面对着一个个入迷的故事。所以，当我们的目光重新触摸“通海城路”和“滇越铁路”这两条时空交错的古道时，它将给我们带来和演绎出了多少精彩的传奇故事？高石美 “雕天下” 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它发生在清末民初滇南“通海城路”和“滇越铁路”两旁的乡村、古镇、矿山、古寨，以及由此而延伸的越南、老挝、缅甸、法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而这些精彩故事的魅力和力量足以改变我们对云南历史文化某些方面的印象和认识。
在写作《雕天下》之前，我再次逆时间之河而上，对这座古城未公开的那部分历史，进行探险似的查询。从云南民族学丰富的研究成果和众多的民族古籍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从远古时代开始，众多的北方民族，因为瘟疫、战争、森林火灾、食物减少等原因，不断沿着山脉和河谷向南迁徙。我的家乡因为濒临哀牢山和红河谷，自然成为民族迁徙的天然通道。哈尼族和彝族的许多部落从通海经过时，都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当我收集和阅读滇南各地的《指路经》时，我感到我们云南人的心理结构非常有趣，充满了巫傩气息。每个人死了，活着的人都要为他指路，让他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这种仪式在我们滇南地区是那样顽强地生长和沿袭着。毫无疑问，活着的时候人们要走路，死了也要走路。这种意象最终成了我小说的一个精神支撑点。
写作中，我一天天在这块土地上不断寻找重新进入它的历史记忆的视角或姿态。我灵魂的触角也似乎一天天在层出不穷的地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