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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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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时，1967年8月12日，从上海传来毛泽东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于一片惊惶之中：
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写了“大毒草”三个字！
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
“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称，谓之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也。
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上，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批示：“不用”！
透过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因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那种年月被吹成“一句顶一万句”，而他批评《红旗》的“八·一”社论是“大毒草”，犹如一颗原子弹落在《红旗》杂志编辑部！
说实在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曾亲笔加上了这样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照毛泽东此言，则不是“揪军内一小撮”，而是“揪军内一批”了！
在“七·二○事件”刚发生时，被匆匆护送到上海的毛泽东，也曾十分恼怒，说了一些过分的话。
不过，毛泽东很快就冷静下来，说“七·二○事件”不是“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变”，他也不是“住到贼窝里去了”。毛泽东说，“七·二○事件”
“不过是要以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这时，毛泽东的话，就比较客观、准确了。因为当时中央定下的方针，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百万雄师”抓去王力，也就是要中央改变对于“百万雄师”的方针。
也正因为毛泽东对“七·二○事件”有了比较正确的判断，所以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高呼“打倒陈再道”之际，毛泽东在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在陈再道的名字之后，亲笔加上“同志”两字，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救了陈再道一命！对于“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应当说，毛泽东也有一个察觉、认识的过程。如前所说，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已指出军内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亦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此时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强调“揪军内一小撮”，却是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心转移到军内。
“揪军内一小撮”，使军内陷入了混乱之中。毛泽东明白，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委可以瘫痪，各级政府可以瘫痪，唯军队乱不得，瘫痪不得，军队是“文革”得以进行的保证，是“钢铁长城”。
哦，毛泽东怪不得惊呼：“还我长城！”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
林彪马上闭上了“尊口”，好在他是“副统帅”，树大根深，一时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过她，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时倒不了的。
康生是个老滑头。7月25日，康生告诉过王力，他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过毛泽东。康生说：“主席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这时，康生改口了：“我打电话请示主席，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叶群这位“第二夫人”，这时也赶紧为“公子”林立果开脱。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红尖兵”的文章中，本来只提“党内一小撮”，那“揪军内一小撮”是先前没有的，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是谁加的呢？除了那几位“大秀才”，还会是谁呢？
江青和康生联合起来，一古脑儿把责任推到了陈伯达头上。
陈伯达再度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比起林彪、江青、康生来说，陈伯达的风险度最大：
第一，他是“舆论总管”，《红旗》总编，他要为那许多“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负责；第二，那篇“大毒草”———《红旗》“八·一”社论，是他亲笔签发的；第三，他在1967年2月10日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好不容易喘过一口气来，地位仍不稳。
陈伯达求救于“第一夫人”。陈伯达毕竟已是“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起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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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回上海以后，传来更为严峻的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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