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来长途电话，不敢怠慢，叫醒了阎红彦，问他接不接电话？
“把电话接过来！”阎红彦翻身下床，拿起了电话耳机。
不一会儿，电话耳机里响起了难懂的福建话。阎红彦实在听不懂。汪东兴正在陈伯达那里，临时由汪东兴充任“翻译”。
陈伯达的话非常刻薄：
“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一听，肺都气炸了，激动地大声道：
“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
“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陈伯达说罢，挂断了电话。
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
阎红彦无法再入眠，到隔壁房间里，对云南省长周兴诉说了刚才陈伯达打来的电话。
“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阎红彦气呼呼地对周兴说。
“到天亮再说吧。”周兴劝慰他。
“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当时，周兴未听出他话中的特殊含义。
清晨4点多，小麦峪响起汽车轰鸣声。一大批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从昆明赶来捉拿。
秘书曹贤桢风风火火跑去报告阎红彦。阎红彦大约太累了，秘书大声喊他，没有应声。
秘书开灯一看，大吃一惊：阎红彦自杀身亡！
阎红彦在临死前，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事后才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阎红彦之子阎泽群是笔者北大校友。1991年4月，他从北京给笔者来信说：“后来，在1967年3月反击‘二月逆流’中，陈伯达曾在两次重要会议上谈到阎红彦之死（可惜这些材料因我当了十年‘反革命’而被抄走），记得他的讲话的大意是说：有些人未被敌人的枪所击中，但抵御不住敌人的糖衣炮弹，说阎红彦害怕群众。另外，就是表白他与阎红彦过去并无多少来往，等等。”直到漫漫长夜过去，阎红彦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的骨灰被迎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邓小平、胡耀邦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