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又请她吃饭，刘叔晏都不干，我看这个样子，不好下台，我就接过来，我说我管好了。为什么我接受这个案子呢？我跟陆定一无冤无仇，为什么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有这个原因，就是她要迫害我家庭，我如果不搞呀，不接受这个案子，她要迫害我家庭，我自私自利呀，考虑这个问题，迫害我全家，我当时是有所顾虑的……”
接着，法庭审问陈伯达对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指示问题。陈伯达先说了三条的内容。法庭出示、宣读和投影了1966年12月16日陈伯达亲笔写的对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提示，原文是：
“一、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搬掉。二、要他（和她）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三、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
法庭还宣读了原陆定一专案组钱光五的证言，以及笔迹检验鉴定书。宣读后，审判员李明贵问：“你下达书面指示，要把身为副总理的陆定一交红卫兵审判，这是严重违反宪法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法制的，你当时知道不知道？”
答：“当时没想到。”
问：“这不仅会使他受到人身迫害，而且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这一点你知道不知道？”
答：“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想到，但是当时呢，我是在发疯的时刻，人尤其在发疯的时候，我是可能发疯的。”
陈伯达在法庭的答词中，有一句话倒是逼真地道出了他当年的心态：“我是在发疯的时刻！”确实，“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发疯”的运动，陈伯达在那些岁月如同“发疯”一样上蹿下跳，以致成为人民的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