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

    江青一听，发脾气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这一起“脚印案件”，居然导致陈伯达迁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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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最后一次———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3个多月中，毛泽东已接见了1100多万红卫兵。

    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的江青，也急于公开亮相。她能“接见”谁呢？自诩为“无产阶级文艺英勇旗手”的她，要“接见”她的“文艺大军”。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举行盛大集会。江青登台，陈伯达带着“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为之捧场。

    江青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这篇演讲，成为她继《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的第二篇“力作”。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成为“学习文件”，而且还收入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鉴于这是江青第一回登台公开亮相（她以前的种种在群众场合的即兴讲话，只是被用油印机印成传单散发而已），她的讲话将向国内外发布，所以她在向“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之后，就“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江青从“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说起，到发现“《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到争取“批评的权利”……

    在谈了冗长的“认识过程”之后，江青谈及了“文革”。她提及了陈伯达。

    接着，江青大言不惭地谈起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成绩”。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这次大会上，陈伯达又一次给予江青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上一回———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那一番对江青的“高度评价”，还只是印在传单上。这一回，陈伯达发表讲话，对江青作了“热情赞扬”。他的讲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理论家”的“热情赞扬”，对于公开亮相的江青来说，是何等的需要。陈伯达在讲话中，称赞江青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用京剧等形式，表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勇斗争的史诗。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陈伯达的讲话，激起久久的“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声。“理论家”的赞扬，为江青的亮相投射了一束明亮的光。

    此后，陈伯达仍不时为江青当吹鼓手。1967年5月23日，陈伯达在首都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吹嘘江青是“打头阵的”。

    陈伯达如此“热心”地“树”江青，拍江青的马屁，讨好江青，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那“中央文革”组长的交椅。江青已在“中央文革”说一不二，掌握了实权。

    江青当然感谢“理论家”为她捧场，不过，在这个骄横的女人眼里，陈伯达这“老夫子”只是个“迂儒”罢了。康生瞧不起陈伯达，骂他是“乌龙院”的“院长”，而江青也目中无人，骂他是“刘盆子”。

    刘盆子何人？那是东汉时赤眉农民起义，欲立新帝，选中了刘盆子。刘盆子是西汉远支皇族，算是刘邦的后裔，起初在起义军中放牛，号为“牛吏”。刘盆子沾了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为皇帝，年号建世。江青骂陈伯达为“刘盆子”，挖苦他当“中央文革”组长如同刘盆子当皇帝一样。

    江青还嘲笑陈伯达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1911年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吓得趴在床底下，可是革命军却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担任政府鄂军大都督！

    陈伯达和江青之间，捧捧骂骂，在“中央文革”里争争斗斗。陈伯达常常斗不过这位“第一夫人”。气愤之际，陈伯达竟然也说：“我成了刘盆子！”在陈伯达看来，刘盆子不过是傀儡，他也成了傀儡。

    尽管“理论家”与“第一夫人”在“中央文革”勾心斗角，但他们毕竟是一伙，在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完全一致。

    就在“理论家”为江青的公开亮相捧场一番之后，他的家中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怪事。

    一天，忽然有人向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报告：在陈家后门的外墙，发现几个可疑的脚印！

    刘叔晏走去一看，觉得那脚印确实有点蹊跷，怎么会落在墙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