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不放过他。
中央工作会议收场不久，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提高了“批判刘邓”的调子。
除了猛攻刘少奇之外，陈伯达还尖锐地批判邓少平。陈伯达在1966年10月25日的讲话中，称“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邓的面貌如果不在我们全党搞清是危险的，他同刘打着一样的旗帜”，“邓搞独立王国”“1962年搞包产到户也是邓说的”……
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的猛烈冲击下，刘少奇和邓小平完全靠边了，再不露面了。“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权重一时，他这个“小组长”拥有比总书记还大的权力。
尽管报上天天在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想不通，诚如毛泽东1967年5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谢胡等人所说的那样：
《五·一六通知》已经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毛泽东提到的李井泉，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刘澜涛代表着一大批“想不通”的高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