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还有一个叫郝斌的，是教师、党支部书记，他也算是一个积极分子。本来在广西搞四清，后来不知怎么到顺义来了。他坚决执行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反攻倒算。
李讷不同意，跟他作斗争，他们就围攻李讷和另一位同志。李讷态度不太好，后来我叫李讷找郝斌去作自我批评。我说你态度不好，你检查自己。关于郝斌的，你一点也不要说。可是李讷去作自我批评时，他不见。我容忍了好几年了。这是阶级斗争，有人要腐蚀我们的子弟，阶级斗争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张承先。
“这几年，我在文艺界工作，东来一下子，西来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斗争，受了多少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心脏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诉！”
江青的这番话，实在大煞风景。台下议论纷纷，不知江青所云。这时，江青大抵也意识到自己“走调”，赶紧说了一句：“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好不好？”
陈伯达言归正题，点名批判了北京大学的工作组，这才使“走调”的大会拨正了“大方向”。
就这样，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北大工作组曾非常严厉地批评过“六·一八”事件，发过《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第九号）》，在当时受到刘少奇的称赞，写下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当时曾赞同过刘少奇批示的陈伯达，这时完全“抹去”了自己在一个多月前说的话，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在重重压力之下，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作出了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翌日，“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岌岌可危的刘少奇，出现在主席台上，言不由衷地发表讲话道：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