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从毛泽东的这一段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向来“跟准”毛泽东的他，心中有底了。
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
“向你致谢，‘老夫子’！”江青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心中狂喜，而且也为陈伯达向她献媚感到兴奋。年已花甲的陈伯达，连毛泽东都当面喊他“老夫子”。“老夫子”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却表明了与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等“阎王”完全不同的态度，从此，江青多了一位“盟友”。
江青深知毛泽东那段话的分量，催促田家英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并把消息转告张春桥、姚文元。
本来，那天毛泽东跟陈伯达等人只是工作漫谈，艾思奇和关锋也只是按平日的习惯记下毛泽东的话，以备今后参考，事先并没有想到要把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为“纪要”。田家英那天也记了些，不过不是每句都记，只记了一些重要的话。田家英只得求助于艾思奇和关锋：“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
艾思奇、关锋都是快笔头。两人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的那段话。
有人知道了，曾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其实，田家英这话，只是托词。1959年在庐山上，他就对彭德怀深抱同情。他对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也早有看法，所以毅然删去了毛泽东谈论这两篇文章的那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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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印出来了。
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看没有那段话，先是吃惊，继而震怒。因为他们要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主要目的就是要用毛泽东的这一段“最高指示”压人。江青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陈伯达去问关锋：“那一段话，是谁删的？”
很快地陈伯达和江青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由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后来他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他原因，但是“篡改毛主席指示”却是导致田家英自杀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这样，关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笔者以上所述，是根据笔者1998年3月初，笔者在北京对不久前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的采访。笔者以为，尽管关锋是田家英的“冤家对头”，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关锋毕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叙述毕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陈伯达也是重要的当事人。据陈伯达说，关锋所讲的记录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是无疑的。
关锋所叙，是否属实？读者诸君可以从以下种种说法加以比较：
说法之一，是1998年8月12日的《作家文摘》所载王凡先生所写的《田家英之死》一文，对笔者采访的关锋的回忆提出异议，认为：
一、艾思奇没有参加过记录的整理；
二、记录是关锋整理的；
三、关锋整理的记录本来就没有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田家英删去那段话的问题。
说法之二，是胡乔木的回忆。田家英夫人董边赠给笔者《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书中收入胡乔木的回忆文章。胡乔木根据田家英生前对他所叙，认为：
一、那记录的整理者是田家英本人，是田家英从杭州回到北京之后整理的；
二、田家英在整理记录时“坚决不提”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
胡乔木的回忆如下：
1996年初，毛泽东曾向家英等人谈及姚文元的文章，谈话的情况家英曾详细告诉过我，当时我们十分不安，联想到杨尚昆、罗瑞卿两同志分别在1965年11月和12月被撤，感到政治风云日益紧张险恶。家英对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妇虽深怀戒惧，对毛主席始终敬爱忠诚。正因为这样，他在回京后整理毛主席谈话时，坚决不提《海瑞罢官》是吴晗用来影射彭德怀罢官的说法。王、安、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引者注：另一人为安子文）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家英迁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衔冤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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