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以愈为度”。这样，在起草文件方面，毛泽东不得不更倚重于陈伯达了。
陈伯达也帮助刘少奇做了一些文字工作。他参与起草了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他也曾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整理、修改，并在他主编的《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据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发表时，陈伯达也曾作过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内中所引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陈伯达建议刘少奇加上去的。
然而，在“文革”中，陈伯达“变脸”，对刘少奇“反戈一击”。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成为轰击所谓“黑”《修养》的主炮———刘少奇“贬值”了，他的《修养》也随之“贬值”。重新发表《修养》的是《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倒过来狠批《修养》的也是《红旗》杂志，也是总编陈伯达。这一切，都随着“政治行情”的涨落而涨落。
顺便提一笔，在陈伯达倒台之后，他的那篇《人性、个性、党性》（载于1944年9卷15期延安《解放》周刊），则被当作“黑《修养》”的“姐妹篇”受到姚文元主编的《红旗》杂志的批判———因为那时的陈伯达已是“行情”看跌了，早已从《红旗》总编的宝座上摔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