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只是抽象地说，“北京外交团将《议和大纲》提交李鸿章，声明不许改动一个字。可耻的慈禧不但立即‘全行照允’，而且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真是一副寡廉鲜耻的卖国奴才的嘴脸”。此后，“清政府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并甘心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深渊”。而现在则明白多了。因为慈禧通过出逃西行，饱尝了与帝国主义对抗失败之苦。如果说40年前随咸丰躲避英法联军时还可銮驾而行，一路不失君王之威风，抵达热河行宫后过的仍是皇室的生活；而这次的化妆成汉族老太婆的挟光绪西逃，则胆战心惊，既怕洋人尾追，又怕败兵路劫，使她怎不怀念京城皇宫里万万人之上的独尊生活?于是她痛中作了新的抉择，宁肯当洋人的奴才、看家狗而依然稳坐中华统治者的宝座，也不愿流亡他乡，从而成为“量中华之物力”的卖国贼，“结与国之欢心”的看门狗。中国之所以从此完全沦入半殖民地深渊，就是因为大清朝这名义上保持独立的中国政府，已经完完全全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掠抢中国人民的代理人，不像40年前的英法联军侵华和5年前甲午战争日本侵华时那样，还敢作一些反抗、争一些尊严。
把真实、可信、活生生的历史还给人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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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谈往》一书中关于慈禧回銮以后的描写，以及书前她和外国公使夫人们的合影。如老宫女在谈到慈禧把大太监崔玉贵当作害死珍妃的替罪羊时说的：“老太后变了，要当菩萨了。在各公使夫人面前，推儿媳下井的凶恶相，有多么不好，必须妆扮成慈祥和善的老国母，才能见外国夫人。”就连当初把珍妃推下井去的崔玉贵都说：“自从西安回来后，老太后对洋人就变了脾气了，不是当初见了洋人、让洋人硬磕头的时候了，是学会了见了洋人的公使夫人笑着脸、拉拉手了。把珍妃推到井里的事，洋人是都知道的，为了转转面子，就将罪扣在我的头上了。”从让洋人给自己磕头，到脸上堆笑，正是慈禧身份变化的真实写照。这也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真实写照。
三、正史不载，野史难寻
前已说过，《谈往》既具正史的严肃性而非正史，又具野史的可读性更非野史。它的可贵 性还在于，《谈往》的内容有血有肉，以小见大，是纪传体史书、编年体史书以及当代史学著作所不载的；然而它又出自于老宫女的亲身经历、目睹耳闻，或许有不至之虞，却没有讹传之嫌，因此比一些道听途说、哗众取宠的野史来说，则可视为“信史”，具有对正史作补充和诠释的价值。
就以对清宫上、中、下层人们的认识和心理剖析来说吧，《谈往》不但是一部高水准、文学性很强的作品，而且积蕴着十分丰富的史料和进行文学、艺术再创作的极佳素材。
以对清宫上层的顶尖人物慈禧而论，社会上对这位至高无上、滥发淫威的老太婆的认 识，往往停留在表面，甚至是脸谱化了的。老宫女虽然对慈禧愚忠、以侍奉过老佛爷为荣，却不乏对这位老佛爷“人性”一面的揭示。老宫女曾低声对本书作者说：“老太后名义上是当了皇太后，实际是二十六七岁的小寡妇，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正在青春旺盛的时期，可是孤孤单单的，守在身边的是一群不懂事的丫头，伺候自己的是一帮又奸又猾的太监……太后明明知道是这样，可是又非用他们不可……妈妈儿子没有真心话(指和光绪)，婆婆媳妇没有真心话(指和隆裕)，实际一个亲人也没有。最苦是自己一肚子话，到死也不能吐出来，人和人说话像戏台上背诵编好的台词一样……”这就是慈禧擅权后将近半个世纪生活的另一面。她明明知道光绪、隆裕这一对帝后素常不和，彼此无话，但在每年正月初一她独享的盛大晚宴上，却要装得夫妻和美、配合默契，一个执壶、一个把盏，一个布菜、一个念菜名，像念喜歌一样，哄得老太后喜笑开颜。她就是在这样上上下下的演戏、哄骗中，过着鲜有人世亲情的生活。
正如老宫女所述，“宫里头上上下下全是假的，像台戏，谁唱得好，得宠；谁唱得不好，受气挨打”。《谈往》把这掩盖在虚假人情事务之下的宫廷生活，真真实实地抖落出来了。如果说谈及“老佛爷”时，还有着这位被封建意识熏透了的老宫女至死不渝的“奉若神明”的话，那么，谈及宫女、太监这些下层小人物时，则夹杂着她默然无声流下的大滴大滴的泪珠。归根到底，她那一双天足是站在弱者一边的。
太监，这中国封建社会宫廷中独有的极其丑恶、极其残酷、绝灭人性的怪胎，是解析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一个注脚。尽管两千年历朝的千万个太监中也偶尔出现过凤毛麟角的有为人物(如汉朝蔡伦、明朝郑和)，但史书上记载更多的却是汉末十常侍、明朝魏忠贤那样的乱政人物。至于戏剧舞台上的太监更是清一色的三花脸。《谈往》则不然，它不但写了自己十分熟悉的李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