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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曲是元代新兴的一种诗歌形式，它既是来自民间的俚歌俗曲，又与词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词和散曲有许多牌名完全相同，而且格律形式也基本一样。如《醉花阴》《喜迁莺》《贺圣朝》《菩萨蛮》《八声甘州》《忆王孙》《满庭芳》《贺新郎》《减字木兰花》《青玉案》《鱼游春水》《南乡子》等，都既是词牌又是曲牌。
散曲虽然来自民间，比诗词通俗得多，但是真正出自民间或下层文人之手的作品，和文人雅士的制作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尤其是后期散曲向雅化，也就是诗词化方向发展以后，这两种风格的区别也就越大。
因此，在散曲的类型划分上，就出现过一些不同的方法。最具代表性的，是燕南芝庵提出的三分法和杨朝英提出的两分法。
燕南芝庵是第一个对散曲进行分类的学者。他在《唱论》中提出把散曲划分为乐府、小令、套数三类的“三分法”。按照他的标准，“成文章曰乐府，有‘尾声’名套数，时行小令唤叶儿”。又说“套数当有乐府气味，乐府不可似套数”。这种划分的方法，标准本身就是混乱的。按有无文章（即文采）来划分，是以风格为标准；按有无‘尾声’即是否是一个完整的套曲形式来划分，则是按照形式来划分。也就是说，按照雅与俗的标准，散曲有乐府和非乐府（包括俗的小令和套数）两类。而且他还主张“套数当有乐府气味”，也就是说，套数要尽量向雅的标准靠拢。而“乐府不可似套数”，即乐府不可以俗。燕南芝庵大概是元后期人，在散曲已经向雅化发展的时期，提出这样的理论是不奇怪的。
元曲后期散曲家、散曲理论家杨朝英，是第一个编辑元曲的人，他的《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元曲选集。他在选编作品时，就受燕南芝庵的影响，所以把苏轼的、辛弃疾的《摸鱼儿》、柳永的《雨霖铃》等所谓“宋、金十大乐”都选进去了。
杨朝英后来认识到这种分法的不妥，提出只按形式把元散曲划分为小令和套数两大类，单支小曲（包括带过曲）一律划入“小令”；同宫调的一组套曲（也就是有“尾声”的）一律划入套数，不问文俚，不管雅俗。杨朝英在选编第二本元曲选本《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的时候，就不再选入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词作。这种划分的方法，一直被沿用到现在，现在的曲家和文学史都仍然采用这种分法。
句句入韵的例子：
我们这里介绍元散曲，所使用的就是杨朝英提出的标准，把散曲分为小令和套数两大类。
小令，又叫“叶儿”，是指单支小曲。这些小曲大多来自民间和诗词。小令一般都是单片；每一个曲牌有规定的句数和基本字数，所谓基本字数，是因为散曲可以加衬字；一般是句句押韵，当然也有少数例外。
小令又有小令、重头、带过曲、集曲四种形式。
指单支小曲。这是元曲中最简单但也是最习见、数量最多的一种形式。小令每支独立，一韵到底（也有少数不句句入韵的），相当于诗的一首、词的一阕。每支小令都有曲牌（也就曲调），如同词牌（也叫词调）一样。各调有不同的字数、句法、平仄、韵脚，即所谓“句式定格”。这些曲调分属于不同的宫调，北曲有十二宫调，南曲有九宫十三调。《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所收北曲曲牌有五百八十一个，南曲则有一千五百十三个。
春
〔双调·清江引〕有感
乔吉
即南曲中的套数。一般以引子、过曲和尾声三部分组成。
不句句入韵的例子：
〔中吕·喜春来〕（首句“奏”字不入韵）
马致远
宫商律吕随时奏，散虑焚香理素琴，人和神悦在佳音。不关心，玉漏滴残淋。
杨朝英还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前面说到过的，广义的元曲，是包括元杂剧和散曲的。杂剧中大量使用的套数和散曲的套数非常相似。钟嗣成的《太和正音谱》就是把剧套和散套混杂在一起介绍的。杨朝英的两个选本，明确区分剧套和散套，只选散套而不选剧套，这是非常正确的，对后人影响极大。
相思瘦因人间阻，只隔墙儿住。笔尖和露珠，花瓣题诗句，倩衔泥燕儿将过去。
远村，近村，烟霭都遮尽。阴阴林树晓未分，时听黄鹂韵。竹杖芒鞋，行穿花径，约渔樵共赏春。日新，又新，是老子山林兴。
夏
自酌，自歌，自把新诗和。人间甲子一任他，壶里乾坤大。流水当门，青山围座，每日家叫三十声闲快活。就着这绿蓑，醉呵，向云锦乡中卧。
秋
此花，甚佳，淡秋色东篱下。人间凡卉不似他，倒傲得风霜怕。玉蕊珑葱，琼枝低压，雪香春何足夸。羡煞，爱煞，端的是觑一觑千金价。
冬
此杯，莫推，雪片儿云间卧。火炉头上酒自煨，直吃的醺醺醉。不避风寒，将诗寻觅，笑襄阳老子痴。近着这剡溪，夜里，险冻的来不得。
带过 曲见于北曲，即连用两首或三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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