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干部发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四月十六日凌晨，周恩来亲约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他向纪提出，应按小平同志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引起了“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一次又一次地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以及支持邓的周恩来总理。五月三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的通知。毛泽东在会上加重语气，打着手势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这是毛泽东继一九七四年多次批评江青一伙以后，又一次指出“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问题。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正式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要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邓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迅速、系统地纠正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这次全面整顿，深得党心、民心。一九八七年十月，在谈到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又提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接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周恩来逝世后，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自发的悼念活动，将周恩来、邓小平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自一九七五年初起就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邓小平着手的全面整顿工作，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而一九七五年经济战线上所发生的明显的良好变化，又有力地证明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的错误，也开始启发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考虑“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个变化，既触怒了“四人帮”，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周恩来病情日趋严重，当时邓小平的工作担子沉重，和“四人帮”的斗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但每星期总要到周恩来的病室来一两次。常来周恩来病榻旁问候的还有叶剑英、李先念等。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总理不幸在北京病逝。噩耗传来，“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当时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强烈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含悲送走了最敬爱的“兄长”和战友周恩来，并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给周恩来战斗的一生予以崇高评价。广大群众以各种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四人帮”一伙竭力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并且借一九七五年十月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对邓小平以及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进行批判，使一度好转的政治、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这年四月四日是丙辰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上百万革命群众不顾当时重重禁令，涌向天安门广场，声讨“四人帮”，革命义愤愈益高涨。“四人帮”利用窃取的权力，对革命群众疯狂镇压，对革命诗词追查销毁；并且一手遮天，造谣惑众，胡说邓小平是煽动“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当时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信谗言，错误地作出表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从而，使邓小平同志蒙受了“第三次被打倒”的不白之冤。然而，正如周恩来临终前说过的那样：人民是公道的，相信党和人民的大多数，常言说“风物长宜放眼量”，历史会有公断。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引下，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对“天安门事件”也作了彻底平反。
如今，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沿着邓小平开拓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继承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提出的政治遗嘱，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