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耳刀’嘛！”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羽翼丰满、权力炙手的一九七零年秋天，周恩来竟直呼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周恩来力促邓小平“复出”，为彻底落实干部政策竖起“标杆”
一九七一年九月，周恩来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有胆略、魄力和智慧，全力辅佐毛泽东，果断地处置了“九·一三”林彪反革命叛逃事件。同年十一月五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的文件传达。“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五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创伤”做某些“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一月十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在同陈毅亲属张茜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些得到“解放”啊！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来，为邓小平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捅”出去。同年一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谈了邓小平的问题。他提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邓小平极其敏感高层政治气候的变化，于这年八月三日亲笔致信毛泽东，向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请求。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着重指出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和邓小平关系甚笃的周恩来，得到“尚方宝剑”，深感邓小平“复出”有望。他及时把握这个“契机”，立即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件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十五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参与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批准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然而，就在这时，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遇到了来自江青一伙的巨大阻力，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也被“四人帮”刮起的政治风沙遮盖起来，致使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指示被“束之高阁”长达四个月之久，直到当年十二月十七日，毛主席再次就邓小平等老同志的问题找周恩来谈话。
十八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情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棒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为使这件事真正落到实处，周恩来还约纪、汪二人来面谈，指示他们根据毛主席谈话精神，提出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由于周恩来不遗余力的周旋，终于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一九七三年二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处，并要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二月下旬至三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