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艰苦，团体内部又团结，学习工作也努力，用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在大后方活动，所以你们得到了许多同情和朋友。你们做了别的许多救亡团体不能做的事，你们是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干革命的。所以不能太暴露。不要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共产党，不要怕人家不知道你是从延安来的，这样‘新旅’才可以在大后方多做点工作，才可以存在下去，别的抗日宣传团体不能存在的地方，你们还能去，这才是你们工作的胜利。要告诉‘新旅’小朋友，不要文人还没有当上，先学上了文人的脾气：头发长了不理（你们可以互相理发嘛）；不修边幅，衣服破了不补，脏了不洗；走路还要夹着一部马列书。这样你们在大后方会存在不下去。要讲点军风纪，不要弄成不伦不类的样子，小小年纪就学着文人腔调。还要告诉‘新旅’小朋友，在精神上也不要什么都一本正经，让人家说你们个个都是‘小老头’、‘小夫子’，这也得改改。你们是青少年，要保持小朋友的特点。工作学习之余也可以做游戏嘛，活泼天真，还要保持。思想老成，遇事多想想是对的，但平时生活作风还要保持天真‘赤子’嘛！不这样，你们怎样同社会上许多小朋友接近呢？怎么在他们中做工作、交朋友呢？”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进一步嚣张起来，蒋桂之间开始合流，桂林的政治形势日趋恶化，进步人士开始遭到迫害，“新旅”自然也不能幸免。原来在“新旅”帮助下，桂林各中小学进步师生组织起的许多少年儿童抗日宣传组织，以及“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这时都被迫解散了。“新旅”的工作也受到监视和刁难。
从一九四零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停发了“新旅”的活动经费和生活费用，想堵死他们的生路。“新旅”遵照党的指示，精减了人员。在桂林文化界和社会进步人士的支援下，组织排演了舞剧《虎爷》，以此来筹集经费，把“新旅”的母校新安小学恢复了起来，作为应付国民党政治迫害的二线基地。在演出的二十多天里，座无虚席，有人甚至从柳州、衡阳赶来观看。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又一次破产了。
一九四一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桂林的政治形势遂发生骤变，全市一片白色恐怖，进步人士被迫出走，生活书店等进步文化机构相继被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这之前就被迫停止了公开活动。“新旅”原来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久欲除之而后快，这时自然是他们必须铲除的重要目标。“新旅”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汪达之等被列入了黑名单。
这时，周恩来同志通过李克农向“新旅”传达指示：党决定新旅分批秘密取道香港，转回苏北解放区，让他们在广阔的土地上，更加茁壮成长，迎接光明的未来。
从一九四一年二月份起，到这年的八月底前，“新旅”的战士们经过不少波折，战胜重重困难，终于分批到达苏北新四军军部。
刘少奇和陈毅同志热情地欢迎这批战士的到来，给他们创造了空前良好的工作条件。这以后，“新旅”投入了更加波澜壮阔时斗争生活，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了许多贡献，并培养出一大批党的干部。
在周恩来同志关怀下成长壮大的新安旅行团，也得到了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特别是后来还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一九四五年底，“新旅”全体同志决定给毛主席写信，汇报“新旅”到苏北以来的活动情况。邓子恢同志将这封信带到延安，当面交给了毛主席，并向毛主席介绍了“新旅”的活动情况。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亲笔给“新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这封复信，是对“新旅”战士的最高赞誉。每个“新旅”战士，都把它深深地镌刻在心坎上，成了“一群小好汉”驰骋人民解放战场为民主中国胜利而奋斗的力量源泉。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平山县西柏坡去中央团校作报告途中，路遇新安旅行团团长左林，通过他亲切地向“新旅”战士们问好。他说：“新安旅行团，我们在武汉就认识了。‘新旅’小同志在华东前线还好吗？你写信时，代我问他们好。胜利在望了，希望他们努力工作，还要努力学习，将来要担负更多的任务。”
回顾“新旅”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到一九五二年结束的十七年，全国约有六百个少年儿童先后参加。团员中，当时绝大多数只有十四五岁，最小的仅有八岁。战争年代，有的团员在战场上牺牲，有的因环境艰苦、劳累过度、缺医少药而病逝，有十二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建国以后，“新旅”的团员已成长为各种人才，有的成为著名的舞蹈家、著名的话剧演员，有的成为电影导演、歌唱家、诗人、作家、记者、美术书法家、将军、外交人员、高级工程师，其中还有一位科学家参与了卫星的设计。《中国当代名人录》一书中记载了“新旅”数名团员的事迹，有些“新旅”成员在解放后还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可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