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
（戊）希望你们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领导之下团结的象一个人一样。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不要从自己手里失去了党和红军的光荣呀！
当时徐陈远在千里之外，消息闭塞，不知道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对蒋介石的支持。但是中央心里明白，与其让西路军西进，还不如就地坚持，与河东红军互为声援。万一陕北待不下去，河西走廊不失为一条后路。这就是毛泽东在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脚踏两边船”的方针。
还有更令人头疼的事：在古浪之战中，“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察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分的神经系统”。到永昌时，各军只有一部电台与总部联络，电台的缺乏给西路军后来的作战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丁、政治上解决与收买二马与军事增援同时进行，如收效，即停止增援，此项请周注意。
程世才回忆：“这时我军困难到极点，无饭吃无水喝，周围打得快成废墟，也无房舍可住了。敌人兵力多，可调换使用，得到休息。我方则是那几个人与敌死打，最感疲劳。战士们作战时也想睡觉，打得伙夫马夫都上了战场，我军中有个妇女团（三百多人）同样的到战场上去做工事，砍树做木栅。此外还帮助送饭运粮食送水给战士吃。”而战斗则残酷到了顶点。“双方都是用大刀砍来砍去，交锋时完全用大刀、手榴弹及刺刀硬拼，步枪只起掩护作用。在战场上杀声如雷，机枪炮声震裂耳鼓，真是震撼天地，闻之丧胆。”
2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部队增援西路军。毛泽东以军委主席团名义致电前方的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左权及在西安的周恩来：
丙、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
徐陈为何不愿东返呢？徐向前在回忆录中陈述了一部分理由。但是多年之后陈昌浩谈及此事时，又说出了一些内心的想法：“中央来电指示我们，让我们考虑是西进好还是东进好。那时我们考虑东面有马家的部队和蒋介石的部队，敌人力量大。西面只有马家的部队，因此答复中央与其东进还不如继续西进，实际上那时还是害怕蒋介石的部队。仍一股劲往西走，还是非打通国际路线不可。结果既无补充，又无群众基础，希望越来越小了。”
二、西路军如根本失败，影响极坏。
3月12日夜里，徐陈向中央告急。
徐陈1937年1月9日致军委的电报中汇报说：“后卫从甘浚堡突围出，密本已全到，主要干部无一损失，只事务人员及彩病员损失一部，约在二百左右。八台机件已全到，二局之收音机两部损失，十台收报机被毁，三局所存电池、汽油及机件大部损失。今后器材难久持，即小规模之二局工作亦难恢复，务望军委供给我方材料。”这说明甘浚堡的失利，西路军指挥机关的通讯联络系统大受损失。在后来的高台之战中，通讯不灵成了断送红5军的致命原因。
最着急的是张国焘。3月4日他又一次以个人名义致电西路军，但不是教徐陈如何摆脱困境，而是要他们改正路线错误，接受中央的批评。电文如下：
这里的环境很不适宜红军作战。红军战士李新国回忆说：“当红9军到达永昌时，30军已向山丹前进，只留下88师，红5军也已进到山丹。此时，西路军的部署形成了一条长蛇阵，从永昌到山丹绵延达一百多公里。这是一个狭长地带，正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南北宽仅四十多公里；南靠险峻的祁连山，北邻龙首山，翻过龙首山就是长城外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地形对我步兵活动很不利。”而马家军骑兵则是来去如风，随时可以找红军的薄弱部位打。他们骑马，红军步行，肉搏吃亏，追击又赶不上。与当年在苏区时，真是无法相比。
（甲）你们在甘北这一时期英勇卓绝的奋斗，和用自我批评精神检查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来源，求得进步，都是值得敬佩的。
怎样利用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摆脱被动，求得新的发展，西路军领导展开了热烈讨论。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发来指示：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困境——西进与东返之争——中央希望西路军在河西占有根据地——张国焘要西路军服从中央决定——青海二马围攻西路军——甘浚堡突围——高台战斗董振堂牺牲——血战倪家营子——徐陈激烈争论——中央组织援西军——西路军失败——石窝会议——西路军分散突围
一、西路军已全失自信心，处在极危险地位。一切指示都无效力，只有增援一举可以稳定军心，撑持时日。以待问题之解决。
党中央军委并致彭任林刘萧郭王陈炳辉：
（一）西路军弹药将尽，最近战斗主要靠白刃格斗，但刀矛又少，体力亦不强，不及敌兵强悍。敌四周封锁，日夜被迫与敌血战，每次伤亡多则数百，少则数十。卫生材料早已用完，彩病号安插后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