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为中心的抗日政府，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公审蒋介石。
与其相反，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政府作出强烈反应，要与张学良、杨虎城兵戎相见。驻守潼关的西北军42师师长冯伟哉和驻洛阳的东北军炮8旅旅长黄永安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国民党军樊崧甫部迅速抢占潼关，其部下董钊师在华县击溃了东北军，开进到赤水。国民党中央军大举西进，关中西安一带已无险可守，军事上处于被动。
乙、我只能在保存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
然而，共产国际方面却迟迟不予答复。其实，在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后，苏联政府的态度就十分明确。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事变》的社论，指责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苏联官方舆论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与日本人共同策划的阴谋，目的是要破坏抗日的统一战线。15日，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时指出：苏联报刊的文章把张学良与日本和汪精卫集团混为一谈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李维诺夫向蒋大使信誓旦旦地表示：苏联一贯赞成中国统一，对中国将领的内讧从未表示过同情。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致电其驻南京的代表斯皮尔瓦涅克，要他向南京政府说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
处在封闭状态下的西安与陕北，没能及时收到这些消息。1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名义发出通电，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坚持原来的反蒋抗日的立场。16日，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但是由于密码差错，完全译不出。中共中央领导人焦急万分，于18日电告国际，要求重发。
毛泽东的意见与彭德怀不同，他还是希望向陕南转移。为了避免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冲突，毛泽东向张学良通报了红军的秘密计划。谁知张学良力排众议，要红军就地坚持，不要进行战略转移。毛泽东急忙把这个新情况用密电通知彭德怀、任弼时：
共产国际的指示迟迟不来，毛泽东也有所察觉。张学良一再催问，中共中央也无法表态。张学良从新疆盛世才那里了解了苏联的态度。张学良发出的通电，盛世才明确表示不能支持西安事变，还发出了拥护蒋介石的声明。周恩来在西安听说了苏联《真理报》社论的内容，在19日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还告诉毛泽东，南京方面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主和。“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毛泽东的报告，把会议的调子转到了是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还是准备打内战的讨论上，但谁也不能肯定哪个可能性更大些。最后张闻天发言，比较明确地倾向于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上，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他主张：“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毛泽东赞同张闻天的意见，在作结论时指出：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会师后不久，中央派林育英等前往四方面军，一方面是迎接联络，另一个使命是配合彭德怀对4军、31军进行考察。林育英到四方面军后，先与张国焘作了详细的交谈，介绍国际和国内形势。然后与彭德怀、任弼时一起深入部队调查了解情况，并不断向中央汇报。11月11日，彭、任、林致电张、毛、博、周：
会后，中共中央向红军各部队和白区地下党发出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在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时说：“因为这一发动扣留了南京最高军事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碍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中央指示预测了西安事变的两个结果：“一、造成了日本侵略的胜利条件。二、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为了力争实现第二个结果，中央定下三点方针：“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发起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的解决。二、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三、同情西安的政纲，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
12月20日，姗姗来迟的国际指示终于到了。电报称：“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