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持下去，南京方面就会出问题，他的地位有可能被人篡夺。所以蒋也急于找一个台阶下，不能不有所让步。正在这时，宋美龄、宋子文来到西安斡旋解决西安事变，使和平解决的形势出现了转机。24日，宋美龄、宋子文与张、杨、周举行会谈。宋美龄开门见山地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接着，她与宋子文就张、杨和共产党方面提出的要求作了明确的承诺和答复。据周恩来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这些条件包括：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释放爱国领袖；停止剿共，保留苏维埃和红军，抗战发动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共产党可以公开等等。下午，蒋介石会见张学良，认可宋美龄承诺的条件，周恩来再次电告中央书记处：
虽然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但外来的威胁要大于中共党内的分歧。国民党军队的围困和红军内部的困难，使毛泽东极为忧虑。只有制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红军求得喘息机会，改善恶劣的生存条件，才能扭转被动局面。毛泽东不放弃任何可能的和解机会。在10月、11月间，毛泽东天天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商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并亲自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让周恩来带去与南京方面谈判。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需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使红军安心对日抗战。”在此基础上，“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它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只要蒋介石允许红军的存在，中共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战。
11月7日，毛泽东向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代号“小开”）下达指示，到南京对国民党上层做统一战线的游说工作。电报是从西安党的秘密联络站刘鼎那里转达的：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一）小开以正式代表资格速赴南京与陈果夫谈判。
中共中央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于19日召开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遮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予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
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立即到南京与国民党CC系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进行秘密接触，表达了中共中央愿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合作，只要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进攻，红军愿意接受改编，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开赴抗日前线。陈立夫向蒋介石转达了中共的建议。但是蒋介石根本不容共产党的存在，一定要把红军置于死地。他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让陈立夫转达。11月14日，刘鼎电告中央：
三、向东以援绥抗日，准备在神府东渡，政治更好，更可保全苏区。
六、蒋企图把红军全部赶到外蒙，给苏联来解决这个矛盾。
这样苛刻的条件是中共中央无法接受的。潘汉年连续来了几封电报，询问中央指示，还说陈氏兄弟希望与周恩来进行高层会晤。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给潘汉年一个明确的答复：
甲、南京两电、上海两电均收到，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
各地军阀也反应不一。山西阎锡山只表示不侵犯张杨，背弃了他出兵支援的许诺。山东韩复榘、华北宋哲元都按兵不动，观风察色。只有广西李宗仁和四川刘湘表示响应，却是远水不解近渴。张学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共中央和苏联的支持上。14日，张学良致电毛、周说：“潼关因无兵，已先被樊（崧甫）军占领，其先头到华阴，但是尚无战事。……现延安、甘泉防务，请红军以一部接防。……恩来到延安时，即派飞机前来。”
尽管张学良、杨虎城一再拖延，避免与红军作战。蒋介石却毫不放松，一再督促催命，让张、杨配合胡宗南进军围剿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