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民的少数民族，甘北为其生命源泉。敌在地利，社会诸条件均对我不利。当时我们正力倡“和平统一”，“救亡抗日”，已经宣布不得已之自卫战。对回族则力言不侵犯其利益，联回以抗日。然而我们甘北之行，都使回军感觉我们是向他侵犯，是想取甘北而灭逐回军。二马这一狭隘政治观点，并不理会我们向他的解释、联合与统一战线，即决心以主力与我激战。
（甘北）地形、天候、经济、房屋之特殊情况，刚刚便利于马军之行动。因为骑兵之迅速运动，骑、步、炮兵之协同攻防，胜则猛打猛进，败则一举而逃。其轻装、其作战力、其运动之速、其地利之熟、其人物、资源之不竭，其弹药粮草之有备，战术上长于运动战，长于奇袭，长于封锁，长于攻堡，亦利于防守。
当陈昌浩认识到这一切时，为时已晚，西路军已经失败了。徐向前在古浪失利后，就察觉出红军不利的征兆。他们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11月18日中央来电称：“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使尔后和远方同志见面时焕然一新。”19日中央指示徐、陈：“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肃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
同日，林育英、周恩来和朱张四人联名电告徐陈，要他们在凉州、民勤一带建立根据地。并告诉他们：“远方对于经哈密接济你方已原则上同意，物质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运输和技术手段。大约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解决。现正急谋小部接济，大的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但是又强调：“你方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唯远方路途，也须调查清楚。”
遵照中央指示，徐陈派人侦察西进路线，并于21日给中央发去一封长电，汇报了前往新疆和安西的几条路线，并打算派一个叫袁立夫的干部去新疆联络。但是中央又不同意西路军直接与新疆的苏联领事馆联系，说盛世才虽与远方关系极好，但我们并不摸底。没有护照盛世才一律不准入境。前些日子派邓发去新疆，还等了几个月才放行。中央表示：如果西路军派人去新疆，只能以商人身份秘密进入，再找苏联领事馆云云。
从上述电报中不难看出，所谓“远方接济”不过是我方的一厢情愿。当时苏联真正援助的是新疆军阀盛世才，向他那里又送武器又派军事顾问。盛世才是苏共党员而不是中共党员，甚至对红军抱着敌对态度。他与苏联的关系，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苏联对新疆这块亚洲腹地是极其重视的，这与沙俄时期的立场有渊源关系。盛世才依靠苏联的武器，可以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稳做他的土皇帝。如果西路军进入新疆，盛世才绝不会欢迎。苏联考虑到与盛的关系和自身利益，也不会给红军提供支援。所以，“打通国际”这条路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走不通的。
看到中央要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的指示，陈昌浩显得很乐观。徐向前的看法和陈正好相反。他对陈昌浩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9军被搞了这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陈昌浩却说：“现在是形势大好，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徐向前听了这话，火冒三丈地说：“什么叫基本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在研究如何执行中央指示和西路军下一步行动的过程中，徐向前、陈昌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陈昌浩强调形势大好，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徐向前强调形势困难，在这里被动挨打，早晚要吃大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位西路军最高指挥员是在一间破烂的民房里开的会，门窗漏着刺骨的寒风，烤火也是前面暖，背后凉，哪里有一点“形势大好”的影子？最后陈昌浩又拿出了“王牌”，他是政治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就这样，陈昌浩压服了徐向前，本来可以挽救的危机加深了。
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徐向前对中央的意图很不理解。实际情况是明摆着的：“山丹、永昌、凉州一线，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北临大沙漠，南靠祁连山，中间是条狭长的‘弄堂’。人烟稀少，村庄零落；大路两旁尽是荒凉的戈壁滩，极利于敌人的骑兵运动。当地没有党的工作基础，居民回汉杂处，对党和红军的主张多不了解。加之马家军和民团多系本乡本土的人员组成，红军是异乡客，短时间内很难打破民族隔阂与宗教观念，同当地群众融成一片。这带又是马步青的中心地盘，临近西宁，是二马必然拼死与我争夺的战略要地。不论从地形、给养、民情、敌情条件来说，都不容我们持久立足，与敌周旋。”
11月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