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他（张国焘）。当时有关打仗他不得不听我的，但有关政治方面都得听他的。”
长征初期，红二、六军团是独立行动的，这反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束缚和损失。193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加紧对湘黔根据地的围剿，本来就不富裕的根据地经济更为困难。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二、六军团计划转移。萧克说：红军的计划“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所以，二、六军团这次转移不是流寇式的无目标移动，也不是搬家式的逃跑。大家想打几个胜仗就转回来，所以是轻装出发。行李是最简单的，粮食只带几天用的。1935年10月23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红军在大庸附近的潭口突破敌人的堡垒防线，迈出长征的第一步。
红军一开始向东打，急行军插到湘中最富裕的新化、辰溪等地。敌人以为红军要打常德，威胁长沙，吓得湘中各县县长和土豪纷纷告急，请求调兵。蒋介石命令樊崧甫、李觉等五个纵队包围红军，二、六军团准备在晃县的便水打一仗，制止敌军的追击。但是指挥上出了岔，六军团与敌军打了一天消耗战，没通知二军团就西行了。任弼时带着军团部住在龙溪口，也不知道六军团已经走了。贺龙和关向应见六军团阵地上不响枪，估计他们走了，赶紧派部队去抢占龙溪口，才避免被敌军切断。贺龙干脆使出一计，第二天大摇大摆地行军。敌军以为有埋伏，也不敢追。红军西行到贵州石阡，在那里休整。
红军忽东忽西，变化无常，搞得国民党军惶恐不安。第3纵队司令樊崧甫奉命追剿，在湘西山区跟着红军打转。出发时长官、家属、幕僚一行十几抬轿子，在山区根本没法走。樊崧甫只好把闲杂人员和轿子都扔掉，带着部队爬山。他抱怨说：“部队从慈利到溆浦已走了不少迂回曲折的山径和田岸路，仗没有打，行军就累死人。坐飞机汽车的大人老爷们哪管你的死活，按照他们的愿望，下个命令限你按期到达，否则以贻误戎机论罪，直叫官兵有冤无处诉。”他怕贺龙打埋伏，不敢走山路，绕大道行军，连红军的影子也见不到。追了些日子，听说红军过了芷江，还要向西走，就请示长沙的何键、刘建绪是追堵还是送行。何、刘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希望能把红军赶出湖南就行。樊崧甫跟在红军后面，既不紧追，也不打，保持一定距离，让红军从容西进。
陈诚见红军进了贵州，命令湘军继续追剿。这个倒霉差事又落到第4纵队司令李觉头上。红军从根据地突围时，李觉没堵住，被记了两次大过，不敢不执行命令。他从黄平、龙里、贵阳一直跟到安顺，只休息了两天又奉命向威宁进发。红军在哪里，根本不清楚。在威宁李觉突然接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十万火急电令，要他第二天黄昏前赶到七星关。李觉一看地图，足有180里地，都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根本不可能在指定时间到达。好在国民党军官都有一套应付上层瞎指挥的办法，李觉挑选100名精壮汉子，全部轻装，三分之一徒手，组成一支象征性的挺进纵队。背上一部小电台，预付赏金，让他们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只要按时到达七星关，就给上司发报说他们已经占领七星关。李觉带着大部队在后面慢慢走。这一着果然灵，管他有没有红军，只要把上司糊弄过去就行了。
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从湘黔根据地出发一直到贵州毕节，基本上还算顺利。尽管爬了不少山，但没有遭遇大的战斗，部队损失较小。1936年1月28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在毕节接到红军总部来电：“关于你们的行动有二：1．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2．入川一经滇渡金沙江入上以南，一经毕节入下，向南在作廿上下游渡大江，深入川中与敌作较大的运动战，均与我们直接会合作战，一、三军亦可出陕南配合。……目前你们战略，当以第一项为宜。第二项是带有决战性质，只有在极有利的条件采用。”这个指示与任弼时等领导的想法一致，大家决定：“二、六军团应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黔大毕在地形、群众、粮食与反动统治力量等条件上，均有利于我军活动。故决定在该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红军在毕节住了二十多天，宣传抗日，扩大红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很热闹。不久，国民党军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李觉等部从几个方向压过来。贵州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红军无法掌握准确的敌情，几次出击效果不大。敌军包围圈越收越紧，为了避免陷入被动，红军退出毕节，原打算向安顺方向转移。敌军又堵住前进道路，想在半路上消灭红军。任弼时回忆：“因情况变化，南进困难，改向滇东转移。”因敌军在威宁一带设防，“西南进又未成，乃被逼于毕、威道北之彝良、镇雄间狭小困难地区。在天候、给养困难情况下，敌以高度积极动作企图在该区域内消灭我军，亦为我军长征处境困难时期。”于是红军“以急行军乘虚绕过威宁进至滇东，至是，乃最后脱离黔滇川边而开始进入黔滇边广大地区”。
这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