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向北撤退时，他在芦山灵官场见到了原九军团政委何长工。虽然何长工在卓木碉会议上被张国焘选为“中央委员”，但不久就被排斥，转任粮食征集委员会的主席。刘伯承对何长工说：“我们观点尽管不同，但保存红军是一致的。现在只有北上才有出路，要不然恐怕你的粮食也不够。”何长工点头同意。刘伯承又对当时任四方面军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志坚说：“你应该多看两本书，如列宁主义问题等，将来还要做工作。”刘志坚是一方面军的老战士，他的立场也和刘伯承一致。
1月27日，张国焘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抬头是“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很勉强地承认了中共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并提出几条补充意见。第二封电报是给林育英、张闻天，为自己进行申辩。电报提出：“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但是他不肯轻易认错，还强词夺理：“国际赞扬我党和万里长征的胜利，自是鼓舞中国革命同志最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谁也不想抹煞这个，但是否因此就不去学得教训？”“党内思想斗争是应当加紧的，但党内生活如果没有领导干部间民主的、互助的、同志的态度的互相商量，机械的运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妨碍自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发展，同时不能收得思想斗争应有的效果，反养成打官话的习惯发展成为似乎是有原则的斗争。”他否认卓木碉会议对中央领导人的“处理”，说：“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也没有将兄等原则上错误和分裂党和红军的事实告知二、六军团。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用毛主席名义。”
与前几封电报比较，张国焘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动摇。他“急谋党内统一”，说明他不再抗拒林育英的调解，不敢再以“中央”自居。但他又不肯轻易认错，还在纠缠“党内斗争”那一套，不过现在大家都已不感兴趣，没几个人迎合张国焘了。
红四方面军下一步向何处去？张国焘、朱德就此征求林育英的意见。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联名复电朱张，提出对下一步战略方针的意见：
1．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弟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2．二、四方面军现在地巩固的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计划。但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二、六军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互相呼应。
3．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发展，寻求机会的前进。以上三种方针，望兄等考虑选择之。
接到电报，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立即开会研究。徐向前回忆：“我们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因为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和我过去就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只是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方案。至于夺取四川或南下云贵滇的方案，大家认为，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难以实现。关于策应二、六军团北进的任务，自然应由四方面军承担，视发展情况再做决定。”于是，他们制订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丹巴进取康定、甘孜。争取在这一带休整补充，筹集粮食，待机北上会合中央。用大家的话说，形势如同柳暗花明，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进行的调解，终于有了成效。张国焘有了初步的转变，四方面军又调头北上。当然，这些活动都是林育英在前面，毛泽东和中央在后面谋划。新战略方针是中共中央提出的，与斯大林没有关系。但是只有打着“国际”的旗号，才能使张国焘就范。正如张闻天在1937年3月31日批判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我们那时用了极大的忍耐，每步每步的引诱他，给他从洞中诱出来。否则大批干部与力量牺牲。于是乎我们给他打了许多电报，给他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