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老部下灌输对中央的仇恨，煽动他们反对中央。另一方面对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歧视打击，有不从命者，就用肃反手段处置。
那几天，朱德和刘伯承忧心如焚，每天都有捕人和冲突发生。总司令部的侦察科长胡底，因为骂张国焘是“军阀”、“法西斯”，被张国焘安上一个“日本天津驻屯军德田派来的侦探”罪名而逮捕了。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罪名呢？原来，胡底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30年代初，周恩来主持上海中央时，为了建立党的情报系统，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李在上海，钱在南京，胡底在天津。有了这三条内线，国民党的一举一动，都被共产党知道得一清二楚。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电报被钱壮飞截获。他迅速赶往上海通知了周恩来，当顾顺章带着国民党特务到上海捕人时，一个个地点都人去楼空。在那次突发事件中，地下工作者为保护中央立了大功。由于顾的叛变，李、钱、胡三人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转入中央苏区。长征初期，钱壮飞在行军途中遭飞机轰炸掉队，在息峰被地方民团杀害。李克农随中央北上，胡底随总部行动，如今这位功臣居然被张国焘打成了“特务”和“反革命”，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尽管刘伯承一再交涉，说胡底没有问题，张国焘就是不理。就这样，一个曾出生入死为党工作的好同志，未曾被国民党捕获，却被张国焘的亲信毒死了。
那几天，阿坝充满了紧张气氛，一点小事就可能引起一场乱子，甚至要人的命。9月11日，四方面军侦察科的几个兵在房子下面烧火，卫生部长贺诚在楼上被烟熏得受不了，跑出来训人。这些兵就说贺诚捆了他们的指导员，报告了张国焘。夜里来了一群人，要贺诚出来。贺诚怕遭不幸，关着门不出去，他们就在外面鸣枪恐吓。第二天，张国焘召开大会，名为“解决贺诚捆人问题”，实为向朱德、刘伯承施加压力。朱、刘、贺三人走进会场时，张国焘预先布置的警卫就端起枪，把枪栓拉来拉去。斗争会一开始，黄超就喊打。会场秩序大乱，不像开会，倒像打群架。也许因为贺诚是医生，张国焘还要用他，才免遭监禁和进一步的迫害。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工农红军中党员紧急活动分子会议”（历史上简称“阿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四方面军总部和9军、31军、33军的党员干部近千人，红五军团的部分干部参加了会议。32军（原红九军团）因驻地较远，没人参加。会场上悬挂着“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的标语。由于事先层层作了动员，会议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反中央倾向。
张国焘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一、四方面军关系的报告，指责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率一、三军团继续北上是“向北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自己的南下方针说成是正确的“进攻路线”。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张国焘讲完后，在秘书长黄超主持下，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先后发言表态，拥护张总政委讲话，痛骂中央。
参加会议的有红五军团的人，他们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在这个严重关头，内部出现了分化。军团长董振堂、保卫局长欧阳毅等坚决拥护中央，没有出席会议。也有一些干部认为中央不该把五军团扔下，心里不满，也有人对中央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有意见，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张国焘一边。他们在发言中把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的“左倾”错误夸张扩大，甚至传播了一些小道消息。中央红军内部的倒戈给阿坝会议火上浇油，更激起了四方面军中对中央的反对情绪。
五军团部分干部的转向，使朱德、刘伯承的处境更加困难。斗争的矛头集中在他们身上。许多人在会场上你一言、我一语地乱喊。有的说：“中央北上是错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有的说：“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气势汹汹地问朱德：“你同意中央，把红军搞剩了多少，要交代！”有的要他当众表态反对中央。朱德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面色严峻。张国焘对他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面对这些叫喊和辱骂，朱德十分冷静沉着。他知道这些红军干部都是张国焘给挑动起来的。红军内部出现这样的分裂，令他十分痛心。但他不能责怪这些不明真相的部下，要耐心说服，等待他们觉悟。朱德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中央的决议，我是举了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决议。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讲“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
朱德说到这里，转身问坐在一边的张国焘：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央曾电告你和四方面军，你是清楚的嘛！
张国焘不回答朱德的问题，仍然要朱德表态说“毛、周向北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