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可是，中革军委只听一部分人的意见，还是决定在第二纵队整顿纪律，并派罗迈（李维汉）来审查干部。罗迈来了解情况以后，在一起行军时他对我说：‘反映的情况不大对头。’他给原红三军团的干部都逐一作了结论，认为三军团的干部年轻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
“那时保卫局把跟不上队或讲几句怪话，说成是对革命的态度问题，除了强调整顿纪律和审干以外，采取惩罚以至处死的办法来处理。这就使第二纵队的干部们一度引起恐慌情绪。到吴起镇时，通讯科长谢嵩见到我，他情绪懊丧地说：‘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弄点来，而今晚上脱了鞋袜，第二天能不能穿上还是个问题。’他给我说，到甘肃来的路上，有些人不明不白地被保卫局逮捕处决了，死在自己人手里，真还不如在前线被敌人杀了好。”
“据我和黄克诚回忆，当时被保卫局处决的有原红四师管理科长邱湘，曾在我团当过参谋长的康胜扬，原红十团卫生队政委曹企贤等。还有一些记不起名字了。曹企贤就是因为卫生队丢了几个病号而被处决的。黄克诚那时是第二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处决人他拒绝签发布告。但这都是上头保卫局决定的，尽管他不签发，别人还是以他的名义发了布告。1959年庐山会议，又把军事裁判所公布的处决命令，全都算在黄克诚帐上，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非常不公正的。”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更急于找到刘志丹。但是刘志丹在哪里？10月19日，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到了吴起镇，在沿途的矮墙上，他们看到了“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的标语。这些迹象告诉他们：盼望已久的陕北根据地就要到了。两天后，总政治部的人与当地游击队接上了头，好消息立刻传遍全军。士气为之大振。红军越往前走，来欢迎的老乡越多。童小鹏在日记中写道：“此地革命已两年，对待红军的热情的确超过中央苏区的某些地方，且政治水平很高，和他们谈起话来总是一口的革命词句，可见这些苏区是不落后的。”
毛泽东到吴起镇的第二天，宁夏马鸿逵部的骑兵也尾随而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集中三军团的部队，一阵猛攻，击溃了马家骑兵，俘获人马各二百多。毛泽东大喜，当即挥笔赋诗：“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以示嘉奖。彭德怀不敢当，将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把诗稿还给了毛泽东。这一仗不算大，但说明红军并没有垮，还有顽强的战斗力。
10月25日，十五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在甘泉县南榆林桥与东北军107师作战，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东北军四个营，俘虏了团长高福源。徐海东对他以礼相待，放他回去。从东北军那里获悉确切消息：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徐海东立即写了一封信，叫通信员傅继忠带四个战士去找党中央。傅继忠骑马跑了一天，黄昏时到达吴起镇。见到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说明来意。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走出来，傅继忠恭敬地递上信函，毛泽东当场写了回信，要他交给徐海东和程子华，信中约定了见面的日期。
11月2日是徐海东终身难忘的日子。早上，他正在张村驿指挥战斗，突然从后方军团部跑来7匹快马。程子华政委通知他：今天下午毛主席要到十五军团来！徐海东立刻下令暂停进攻，翻身上马往回奔。130里路，还有两座山，他三个小时就赶到了甘泉县道佐铺的军团司令部。刚洗去脸上的汗水，毛泽东就来到了。陪同毛泽东一起来的还有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徐海东以前没见过毛主席，程子华介绍后，毛泽东伸出手来，亲切地问候他：“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徐海东激动地握住毛主席的手，不知说什么好。盼了好久，终于见到了！
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的会师，标志着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结束。毛泽东主动前往十五军团司令部，表示了对陕北同志们的感谢。他们给中央红军提供了一个落脚点，红军经过休养生息，便可以东山再起，大展宏图。徐海东远道跑来迎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国后，徐海东大将身患重病，政治上也受到冷落。“文化大革命”中在医院终日靠氧气维持生命。1969年3月31日夜晚，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毛泽东突然发出指示，要让徐海东同志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九大”开幕式。周恩来深夜召集大会主席团负责人开会，传达主席指示。众人目瞪口呆，徐海东早已被他们遗忘多年了。当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到医院传达毛主席的决定，问徐能否出席开幕式，徐海东激动地说：“就是死在那里，我也要去！”4月1日下午，当毛泽东登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全体工农兵代表狂热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时，大家看到一位身着军装的老人，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被推上主席台。毛泽东见到徐海东，转过身来向他致意。徐海东感动得热泪直流，又回想起会师陕北的一刻。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徐海东能受到这样的殊荣，虽死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