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苏区，并部署了与陕北红军会合的军事行动。
会后，中央率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在敌军尚未封堵前迅速通过了西兰公路，来到陕甘宁交界的六盘山脚下。这里是回民区，在川西北受够了藏民的袭击，红军一到少数民族区就心情紧张。出人意料，回民见到红军，非常热情，不仅扶老携幼地出来观看，还帮助红军烧水买东西，令童小鹏等大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这种群众热情是出藏人区以来的第一次。”他们从群众口中又获得一个喜讯：前不久红25军在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等率领下曾路过此地，现在也在陕北。25军纪律很好，给回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到这个消息，中央红军的同志们更高兴了。陕北红军力量这样强大，他们到陕北就一定能站住脚了。
10月7日，红军翻越六盘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了。站在山顶上一眼望去，它好似一条天然分界线。山南是一色黄坡，到处是麦田。山北则如同不毛之地，到处是荒山秃岭，只有黄土，没有树林。这几天秋高气爽，毛泽东极目远眺，心胸顿觉开阔。想到一年来的艰难险阻，如今终于胜利在望。此刻的心情，正如他后来所作《清平乐——六盘山》词中所述：
旄头（后改为红旗）漫卷西风。
越过六盘山后，突然发生了意外的悲剧。一夜之间红军竟然死了300多人。当时保卫局以为是反革命谋害，抓了一些可疑的人，也没审出结果。半个世纪后才揭开谜底。原来红军下山后饥渴难忍，见到清澈的泉水就喝起来。没想到这里的泉水含有剧毒的氰化钾和氰化钠，喝过量的人便毫无知觉地死去，这是一个惨痛的损失。
就在毛泽东正沉浸在会师前的喜悦中时，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正蒙受一场左倾机会主义者制造的灾难，红色根据地笼罩在肃反的恐怖气氛中。
提起1935年秋季陕北发生的这场悲剧，需要从头回顾一下陕北党和红军的历史。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1925年入党，黄埔四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8年被派往陕西军队中从事地下工作，组织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武装斗争必须依靠农民群众，必须依靠山地打游击战争。他奔走于陕甘边界地区，争取军阀和土匪武装，扎根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在经历多次挫折后，终于和谢子长、高岗、马明方、习仲勋、张秀山等同志一起开创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1932年，陕甘红军游击队组建为红26军。但是在北方局派来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杜衡的瞎指挥下，1933年7月红26军又遭到失败，部队只剩下几十人。有人主张“革命不成，回家务农”。有的主张分开行动，各干各的。面对这种情况，刘志丹表现坚定，重新收拾局面，组织游击队，在陕北横山地区的七八个县建立新的根据地，在他们的努力下，半年后，红旗又在陕北举起来了。
1934年1月，中共北方局又派代表来到陕北，担任陕北党和红军的负责人。他继续执行左倾路线，指责陕北党组织是“富农路线”，诬蔑刘志丹领导下的游击队“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还要红军“全线出击”，将陕北、陕南和四川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对他们这些不切实际的左倾指挥，陕北的同志们表示强烈的反对和抗争。
不久，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25军原来是鄂豫皖苏区的部队，红四方面军长征后，25军受到敌人重兵围剿，在鄂豫皖难以继续坚持下去。1934年11月，在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和中央代表程子华带领下开始长征。他们转战千里，进入陕西终南山区。1935年7月，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历尽艰险，从西安出来找到了25军，带来了遵义会议的文件和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在行军途中他们看到《大公报》上有一条消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北上，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松潘。大家高兴万分，决定向甘肃进军，迎接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吴焕先给中央写了详细的报告，汇报25军长征的情况，派人送往川西北（遗憾的是联络员没有找到中央）。25军翻山越岭，进至甘肃天水附近。吴焕先政委对徐海东军长说：“快见到毛主席了，咱们还不认识他呢。”因为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络，敌人四面围攻。25军领导人决定转向陕北，去会合刘志丹。不幸，在六盘山下的一次战斗中，吴焕先政委牺牲了。
1935年9月，红25军进入陕北根据地。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合。双方领导人开了联席会议，红25军、26军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合并后的十五军团有7000多人，陕北的革命形势空前高涨。
十五军团成立后，于10月1日在甘泉县的劳山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东北军一个师。从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徐海东和刘志丹得到确切消息：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徐海东兴奋地说：“毛主席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