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没有一支部队渡过了噶曲河，说明当时确有洪水。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在河边与张国焘冲突起来。在场的刘伯承回忆说：“（张国焘）说不过河了，要转回去。董振堂同志是个好人，当时就说：‘小河嘛，可以过去的。’张说不行，要转回阿坝，并当即缴了五军团一排人的枪。董振堂气愤地和他吵起来：‘国焘同志，你是用冯玉祥那一套对付我们。冯玉祥把我们当儿子，你又用这一套。冯玉祥已经垮了，你这样做也是要垮的！’”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下令返回阿坝。朱德、刘伯承也没办法。因为中央规定：红军总政委有最后决定之权。
在调头回去时，张国焘给徐、陈去了一个电报：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25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前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藉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执行。
徐向前、陈昌浩接到电报，大吃一惊。张国焘不但掉头回了阿坝，现在连北进方针也不同意了。徐向前认为张国焘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一是所谓噶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与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张国焘当然不会因为一条小河过不去而改变战略方针，对全局形势，他有自己的考虑。当时他没有对任何人讲，在和中央分裂后，1935年10月10日他在卓木碉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右路军打胜仗，我们想胡宗南有二十七团，打坍了三团，还有二十四团。于学忠、张钫、鲁大昌共八十余个团，洮河、夏河都有阻碍，马（步芳）又集中二万骑在夏河。就是我们到了哈达铺，经过大量减员，能不能打坍敌人是个问题。假使我们打不好，西南是黄河，不能过。即使左路军费了一切力量去会合右路军，而又不能战胜敌人，在洮河、黄河间敌人更容易封锁。同时左右两路是不能分开行动，如果经过十天草地，掉队每团以二、三百人计，必定要减员七千人。而上万数病号丢掉了，皮衣没有，打骑兵没准备，飞机易活动，政治纪律不好，回人不易解决，如拖到陕北，红军可以拖成小游击队。虽然地方宽大，而天寒人少等条件，前进困难。
这一段话反映了张国焘的真实思想，他认为北上是凶多吉少，对于荒凉的陕北地区他更不感兴趣。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留在这里，建立川、康根据地。他曾对刘伯承说：“革命要有靠山，有接济，然后一突出来就能争取革命胜利。”意思是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要找一个偏僻的地方保存实力。刘伯承说：“群众要求抗日，你不走（老在少数民族区），怎么能搞革命呢？”反驳了他的“理论”。 第二条路就是南下回四川。红四方面军战士中四川人居多，愿意打回老家去。用张国焘自己的话说，是“耍回马枪”。
决心已定，张国焘于9月5日10时致电后方的周纯全、倪志亮和王宏坤，告诉他们：“我左路军先头兵团决转移阿坝补粮，改道灭敌。”要他们各部队“就现地筹粮待命”，并要他们将这一决定转告徐向前、陈昌浩。
收到张国焘返回阿坝的电报，右路军这里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陈昌浩天天跑中央驻地和毛泽东等商量，至少到9月8日上午，陈昌浩的态度还是愿意北上的。但是毛泽东已经在暗中布置。包座之战后，走在右路军最后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率领下到达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15里。彭德怀回忆：“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主席处，其实我是为了到毛主席处去，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蔷（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11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红军实行统一指挥后，各部队的电报密码全被总参谋部收缴，只能与红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总指挥部联系，各部队之间则无法互通消息。彭德怀找到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
林彪、聂荣臻率一军团到达俄界，几天不见中央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