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的亦念。他回忆：“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条件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往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国焘）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征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聂荣臻对陈昌浩也很警惕。他回忆：“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蚕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十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着走在前面，我走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在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里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是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一军团军团部。”
红军休息了近一个月，但局势却不容乐观。进攻松潘失利后，红军想由大路去陕甘的计划无法实现。敌人估计到了红军的动向，采取了北堵南压的部署。7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军的薛岳、吴奇伟纵队到达江油、平武一带，接替胡宗南部的防务。胡宗南专管松潘和上、下包座的防御，完成了筑垒和简易机场的修建。王均、毛炳文部进驻甘肃的临洮、天水和静宁、会宁一线，构成两道封锁线。川军从南面步步进逼，缩小对红军的包围。李家玉部占领威州，王瓒绪部占领茂县，杨森部占领懋功。他们企图把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地区。
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中央领导人十分焦急。松潘计划不成功，必须尽快寻求新的出路。毛泽东恨不得迅速北上，离开这个地方。8月3日，中革军委在朱德主持下，又拟订了《夏洮战役计划》。其要点是：“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其军事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4军、30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直接领导，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五军团、32军（原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9军、31军、33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
新的计划拟订后，本应迅速执行。但是张国焘不着急，他还要与中央把政治路线问题搞清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毛儿盖，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
时隔多年之后，张国焘的回忆显然不准确了。两河口、芦花会议都是政治局会议。他之所以对这次会议特别强调，是因为他准备同中央摊牌——让四方面军领导干部进中央政治局，和现在的中央分享权力。
获悉张国焘的建议后，中央没有丝毫迟疑，立即发出开会的通知：
请准于明日四小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南的沙窝寨子召开会议。历史称这次会议为“沙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会议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