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河口发布《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政策界限还是很严格的。其中规定：“甲、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的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所有的粮食拿一部分出来卖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去收集粮食。乙、收买粮食时一定要给足价钱。丙、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的同意不应强迫购买。……戊、群众逃跑不在家时，购买他的粮食一定要找得邻近的群众同去，并将价付给邻近的群众，留信给逃跑的群众。”一个星期过后，总政治部发现原订的政策根本行不通。藏民不但全部逃跑，而且坚壁清野。如果还按老政策办，红军很快就会绝粮，乃至饿死。严重的情况来得如此之快，迫使总政治部在7月3日下达严厉的训令。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战斗关头，为着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克服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粮食困难，是具有严重的战略意义的任务。估计到前进路上粮食的更形困难，和胡敌在松潘附近已经把粮食完全收集，和番人的坚壁清野，更必须决心用大力来克服粮食困难。各部队政治部必须发动连队用一切办法，如没收、搜山、收买等收集粮食。”
在这片广阔荒凉的土地上，一场为粮食、为生存而战的斗争开始了。
红军在藏区搜集粮食的具体过程，一、四方面军都没有留下完整的记载。红二方面军长征结束后，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给中央写了一个详细的《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谈到在藏区筹粮时的情况和对策，他说：
在番区解决给养，我们感觉番区粮食的缺乏，和群众的藏匿粮食，以及群众的逃匿山中，使我们在给养上感觉很大的威胁。搜索粮食我们所采取的办法如下：
——搜山：群众和土司头人喇嘛的粮食，大部早已匿藏山上，牛羊亦早已迁避。我们为着解决给养问题，不能不实行搜山。自然我们在搜山原则上是要调查土司头人的粮食或牛场，而征发其一部分，尽量不侵犯群众的利益。但实际上在山上是万难见到群众，无从调查与分别清楚，有时番民武装掩护这些粮食或牛场，经我们射击，即已逃散一空，也弄不清是谁的，所以实际上在搜山时是侵犯了群众利益的。
——挖窖：番区粮食有许多是埋在房子里、土里、夹墙中与偏僻的地方，我们因粮食困难，一到宿营地即实行挖窖，搜得了不少粮食。
——借贷券：我们在搜山、挖窖所得的粮食是完全不知是谁人的，给钱无法交给谁手。我们才入番区时，如群众未在家吃了他的粮食，有的将钱放在经堂内，写一个条子给该主人，有的交给当地某一喇嘛。结果部队先行后进，有的番民乘前梯队走后，即乘机乱搜。事实上这些钱不知落在该家主人没有，因此我们由供给部印发一种借贷券（内容是：因取粮食时主人已逃，钱不便交与谁人，特按所吃粮食定出价格，说明以后如遇任何红军，即可持此券去接钱），在搜山与挖窖获得粮食如无主人时留下此券。
——购买：如群众或喇嘛在家，我们对他们的粮食一般的是用钱购买的。我们在噶多寺首先得守家喇嘛的许可，在寺内进行清查，并召集喇嘛开会，经过通事说明向他们购买的理由，取得其同意，动员他们帮助集中，按价给钱。
——乐捐：经过通事向喇嘛寺鼓动，结果喇嘛寺有自动乐捐的。（如中甸、白玉、噶多寺）
——赔偿价格：收集粮食后有些群众，有自动回来的，有因宣传回来的。群众回来后即召集茶话会，经通事向之宣传鼓动，并赔偿其一部分钱，这样群众是欢喜的。（如在党村、中咱）
——要求赔偿：我们在仁波寺时该寺喇嘛的顽强抵抗，我们死伤数人要求其赔偿（多少粮食），结果他送来了一些。
应该指出，红二方面军是最后经过藏区的，此时藏民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对红军的态度已经有所缓和。在此之前一、四方面军在藏区筹粮时，采取的方式与二方面军大体相似。但是他们与藏民的冲突却要激烈得多。从当年各方面的记录和回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四方面军在那里的遭遇。
林伯渠，当时的红军总供给部长，负责着全军的粮食征集、发放工作。1935年6月18日到达懋功后，立即领导开展筹粮。第一天，6月19日筹集17万斤。第二天筹到41万斤。然而好景犹如昙花一现，这一带有限的存粮很快被收光。6月24日林老的账上仅收麦30斤、猪1只；25日收粮280斤、大米8斤。此后整整一个月，林老的日记上居然没有粮食的入账！（有可能是各部队都在自行筹粮）在7月31日的日记上，林老焦虑地写道：“筹粮与分粮，到极紧张时。”
粮食筹不够，但人是要天天吃饭的。十万红军面临严重的饥饿威胁。谁也不愿坐以待毙，各部队都行动起来，投入搜索粮食的战斗。
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是先头部队，萧锋是军团直属队的党总支书记，6月26日他们刚开始北进，部队就缺粮了。“战士、干部都吃不饱，腿没有劲。”6月29日，部队行军到了梭磨。“这里的村子较大，有二百多户居民，青稞麦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