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既“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而是听毛泽东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高论（这是毛泽东在饭桌上常见的话题）。博古这位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显然是话中有话）。张国焘隐约地感觉到中央领导层内的不和。
夜里，张国焘邀朱德在一起长谈。从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分手，他们各自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回想往事，两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朱德待人坦诚，一派忠厚长者风度，在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张国焘对他也十分敬服。朱德坦率地向他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经历和遭受的损失，但是并不颓丧。中央红军的干部大部分保存下来了，有了这些骨干，朱德坚信革命形势还会发展壮大起来。他对红四方面军力量的强大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感到欢欣鼓舞，他还向张透露：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从速北进，不愿在这个少数民族区久留，他本人也觉得北进意见是对的。张国焘对此没有表态，但朱德的诚恳态度使他很受感动。就这样，他们一直谈到东方既白。（张国焘回忆录关于这段叙述，因为是多年后的追述，有些内容可能不准确，并含有感情色彩。其中有可供参考之处，但并不完全可信，尤其是朱德对党内争论的说法，很难令人相信是真实的——作者注）
张国焘收获很大，了解到不少中央红军的底细。但是在另一座房子里，毛泽东睡着了吗？
第二天（6月26日）上午，在两河口村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
参加者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洛甫）、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张国焘。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
列席者有：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
会议先由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报告。他简单回顾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主要谈目前的行动方针。他说：现在一、四方面军都离开了苏区，都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应在什么地方创造新苏区？第一是便利我们作战的地方。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大了。松潘、理番、懋功地区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我们，而我不易反攻。第二是群众条件。红军走过的一些人口较多的地方，能大批扩大红军。松、理、懋地区总共只有20万人口，少数民族占多数。这地方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根据地，红军发展还是要在汉人多的地方。第三是经济条件。这里粮食缺少，有些地方粮食还不能自给，牛羊有限，布匹也不易解决，军事上补充更难。因此，在岷江西岸的松、理、懋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我们如陷在这里就没有前途。我们新的战略方针是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关于战略行动问题，周恩来指出：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争取这一地域。这地区道路较多，人口多，山少。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红军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第一，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第二，高度机动，不要被敌牵制。第三，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的统一指挥。这三条是最高原则，必须实现。
关于一些具体问题，周恩来说：将红军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右纵队进攻松潘。利用夏季迅速北上通过草地。万一过不去，就向西，也许困难更多，但这条退路要保存。后方补充问题，会合后力量大了，但需要补充。一方面军质量强，但数量需要补充（具体的另谈）。粮食问题也要专门讨论计划。
周恩来的报告最后强调，战争指挥的最高原则是：第一，应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第二，为使作战更有力量，改组为三个纵队。第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克服粮食、寒冷、过草地和少数民族等困难。
周恩来报告以后，张国焘发言。他首先谈了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以来的作战情况和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过程，他说：我们到理番后，知悉你们到了天全。当时我们计划在天全与你们会合，再打雅州。如能在天全、雅州会合，占领芦山，以松、理、懋为后方发展基地。一、四方面军主力会合了，现在应怎样打？现在接近我们的是胡宗南与刘湘，如果我们的战略是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打，为地势所限制。向西要过草地，冬天经过，没有帐篷，冷得很。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大的减员，柴火也没有。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确实，发展条件是甘南对我有利。所以，要向甘南发展，要以消灭胡敌为重点。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作具体计划。
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关于根据地的问题，现在要用全力放在川、陕、甘这一地区。这样可以把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四方面军要做好解释工作，因为他们的计划是打成都的。他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