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掉泪，更不卑膝地向人讨饶。
青年就读厦大，生活拮据，患了肺结核，面对繁重的功课，他自尊自强，坚韧地挺了过来。
饱经忧患的岁月里，他被错误地拔了“白旗”，无端地下放到外地去洗瓶子，受尽冷眼，他没有掉泪；“文革”中惨遭迫害、侮辱、批斗，甚至被逼跳楼，他也没掉泪。
人，贵在有一点精神，陈景润的血液里，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不甘屈服铁骨铮铮的气质。他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
有了盛名的陈景润，却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哭了，而且哭得那么伤心。
1984年，美国数学家到中国访问，主动要求拜访陈景润。陈景润在数学所接待他。当时，盛传苏联人已经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的(1+1)，陈景润得到这一消息，很是伤感。座谈中，谈及这个问题，美国数学家告诉他：这是误传。客人礼貌而谦恭地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如果能算出(1+1)，第一个应当是你。”陈景润听了，后来经过有关部门核实，这一消息确系误传，陈景润一颗心才稍为平静了些。
恰似登山比赛，当人们得知陈景润已经算出了(1+2)以后，全世界有志气的数学家，都把前进的标尺定在(1+1)。冲刺峰顶，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光荣和自豪。已在这一领域中遥遥领先的陈景润，怎肯轻易把这一殊荣拱手让给他人。
从70年代初期开始，陈景润就横下一条心，要尽全力拼搏，争取为这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跨世纪之战，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转眼十年过去了，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无声地消融在杳无踪迹的跋涉之中。路，在何方？“梯子”在哪里？回首往昔，莫名的惆怅和感伤，情不自禁地浮上心头。
播种，耕耘，收获，遵循劳作的常规法则，能够在付出艰辛之后，得到应有的成果，自然是一种幸运和安慰。这场攻克(1+1)的世纪之战，其深刻和悲壮之处在于，它超越了一般劳作的常规法则，并不以艰难竭蹶的付出，作为衡量收获的标准。科学的严酷在这里表现得如此的冷峻无情，百分之百的付出，而收获往往是苍白无奈的零。
能出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迹么？陈景润曾无数次期盼过，从冬盼到春，从黑夜盼到天明，当失望如日复一日的平庸，几乎把心灵磨出老茧的时候，最刚强的汉子也会为蹉跎岁月而感到深深的忧伤。
偶尔，也会有绝望的黑影忽地袭来，日月无光。恰如在攀登珠穆朗玛峰途中，突然遇到了风暴，转眼之间，玲珑剔透的冰川幻成魔鬼血盆大口中的獠牙，天塌地陷，似乎要把世界推入黑暗的深渊。从广义和哲理上说来，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对于个人和某一具体的战役来说，失败，并不闪耀着什么迷人的光晕，而是黑色的灾难。冲击(1+1)，不仅是科学上艰辛的探索，而且是心灵的拼杀，人格、意志的反复较量。胜利者都是强者，但并非所有的强者都有资格享受胜利的喜悦。
陈景润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他不是那种急流勇退的人，他在取得辉煌之后，不像那些在体坛上荣获世界冠军奖牌的选手，有资格从容而体面地举行告别体坛的盛宴，然后去开拓另一片崭新的天地。他给自己定的人生座标，是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1)，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冠军”，为此，他自觉地破釜沉舟，断了退路。只要生命还存在一天，他就要不懈地走下去。这种“傻”劲，与生俱来，不可移易。
多年来，世界各国的数学家都严密地注视着中国，注视着神奇的陈景润。碧眼红发的外国人很长一段时间不理解，凭着一支笔和几麻袋的草稿纸的中国人，怎么有如此的能耐捧走举世瞩目的(1+2)。而陈景润更是瞪大了眼睛，注视着世界数学界的动态。苏联、美国、法国、德国，甚至同是东方的日本，都有一批世界级的数学大家，强手如林，竞技场上，鹿死谁手，实在是难以断定。世界如此之大，不知道哪一天会从一个并不出名的地方，突然杀出一匹黑马，令所有的数学大家们都目瞪口呆，利索地把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摘走，这种传奇式的事情，科学史上已不算新鲜了。
必须赶快做，抢在洋人的前面，抢在生命之旅的前面，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一次次叩击着陈景润的心弦。他不敢懈怠，也无法懈怠，一天当做二天甚至三天来用，对他已是习以为常了。
1984年的夏天，一位德国的数学家访问中国，他慕名找到陈景润。皆是行家里手，他们谈得很投机。陈景润的英语水平不错，不必借助翻译，双方可以坦然相谈，他们一起讨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问题，说着说着，陈景润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来访的外国朋友并不感到突然和意外，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仿佛，在细细体味这位东方数学奇人的心境；仿佛，在默默分担这位数学同行的焦急和忧虑。陈景润的助手李小凝也端坐一旁，他没有劝解，也不知道怎样劝解这位老师辈的数学巨匠。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陈景润流眼泪，听到陈景润那令人心碎的哭声。是痛感自己经过十年苦斗，毫无进展而悲伤，还是有愧于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