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10阶行列式，怎么知道它一定不等于零呢？在一篇别人的论文里是这么说的，这个作者用什么办法来算它呢？”
这个题目要硬算，须乘360万项，至少要10年。而仅仅过了一个月，陈景润就告诉林院士：
“已经算出来了，结果恰恰是零。我不相信那篇文章的作者会有时间去算它，一定是瞎蒙的。”
陈景润的毅力和耐性，以及敢于去碰大计算量的勇气，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
哥德巴赫猜想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极为缜密的推算过程，无法用电子计算机(当时陈景润也没有此种设备)，陈景润仅靠一双手，一支笔，胼手胝足，终成大业，何其容易？
如今，这盏如文物一样保留在陈景润家中的煤油灯，或许，是个最好的见证吧。
他在喜玛拉雅山巅行走
雪峰，冰川，晶莹剔透的神话世界。
1972年，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陈景润终于登上喜马拉雅山山巅了。他用独特的智慧和超人的才华，改进了古老的筛法，科学、完整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1966年，他曾证明过，其时，洋洋洒洒的200多页论文，繁琐且不乏冗杂之处，《科学通报》发表的，仅是一个摘要式的报告，而现在，一篇流光溢彩珠圆玉润的惊天动地之作，就揣在陈景润的怀里。
他无限喜悦，恰似兀立这世界罕见的绝顶，览尽绮丽风光。远天如画。骄傲的白云，极为温顺而优雅地簇拥山前。黄河，长江，还有中华民族的脊梁长城呢？它们化为了奇峰绝壁中遗落的传奇？还是以不屈的英姿，托起了这几乎是亘古不凋的丰碑？
同时，他也感到莫名的忧虑。林彪自我爆炸之后，中国政坛发生了强烈的震撼。不愧是一代伟人的毛泽东，以力挽狂澜之势，“解放”了175位将军，并于1973年4月，开始启用邓小平，虽然，极“左”思潮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四人帮”仍是甚嚣尘上，但滚滚寒流中，已经可以预感到不可遏制的春天的气息。“老九不能走”，毛泽东一句诙谐的话语，使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强烈地领略到阳光的和煦和明媚。陈景润并不完全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气候，他从周围人们的神色和对他的态度中，已隐隐感觉到，局势已经相对宽松一些了。毕竟是受过严重冲击，并且声言再也不搞业务的人，心中的余悸并未完全消失。他私下里对要好的朋友透露：“我做了一件东西，不敢拿出来。”
没有不透风的墙，陈景润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当时，派驻中国科学院的军代表负责人是一个将军，久经战阵的他也得知了消息，沉着地告诉部下，尽量动员陈景润拿出来，八年过去了，“文革”大乱，相当于打了一场抗日战争，科学领域已鲜见奇葩异草，正直的人们，同样渴望那能引来百花盛开的一枝独秀。
陈景润是谨慎的。他把这一“稀世珍宝”交给自己最信任的北京大学教授闵嗣鹤先生。闵先生在北大曾开过“数论专门化”的研究生课程，培养了曾攻下哥德巴赫猜想(1+4)的潘承洞等奋发有为的一代中年人，更重要的，闵先生一贯为人厚道、正派，是个德高望重的数学界前辈。
命运同样钟情陈景润，当时，闵嗣鹤先生的确是审定这一论文的最理想人选。不过，当时闵先生已经得了病，他心脏不好，体力衰弱，他把陈景润的论文放在枕头下，靠在床上，看一段，休息一会。老学者是极端认真的，每一个步骤，他都亲自复核和演算。犹如登山探险，沿着陈景润的脚印和插上的路标，他抱着病躯，喘着气，一步一步地往前走。风雨兼程，实在坚持不住了，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歇一会，咬着牙，又往前走。可敬可佩的闵先生，用生命之火的最后一缕光焰，点亮了陈景润的前程和中国科学的明天。
经历三个月，闵先生已是精疲力竭，他含着满意的笑容，向陈景润说道：
“为了这篇论文，我至少少活了三年。”
陈景润的眼圈红了，嘴里不住地说：“闵老师辛苦，谢谢闵老师。”
数学所的王元，也独立审阅了陈景润的这篇论文。王元在“文革”中同样受到冲击，无端被诬为一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之一。他和陈景润同辈，在冲击哥德巴赫猜想过程中，同样有过辉煌的战绩，他证明过(3+4)、(2+3)、(1+4)，为了慎重起见，他请陈景润给他讲了三天，并进行了细致的演算，证明了陈景润的结论和过程都是正确的，在“审查意见”上写下了“未发现证明有错误”的结论，支持尽快发表陈景润的论文。
事实被不幸言中，闵嗣鹤教授在审核完陈景润的论文不久，因病而不幸去世。陈景润闻讯悲痛万分，他痛楚地对同事说：“闵先生是好人，今后，谁来审我的论文呢？”
《中国科学》杂志于1973年正式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1+2)。该文和陈景润1966年6月发表在《科学通报》的论文题目是一样的，但内容焕然一新，文章简洁、清晰，证明过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