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害怕看病耽搁时间，结果生了病也不去看。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算是静养。
他准备了一个手电筒，那是夜晚读书用的，当时厦大虽然没有熄灯制度，但他也担心影响别人休息，到了深夜，就在被窝中拧亮手电读书。这种特殊的读书方式和习惯，一直延续到他在北京中关村工作时期。“文革”大劫，陈景润被揪到“牛棚”中，备受凌辱折磨。有一回，到处找不到陈景润，人们以为他逃跑了，四处搜寻，皆不见踪影。后来，才发现他就在“牛棚”中的一卷被窝里，瘦小的他躺在被窝中拧着手电看书。一烛亮光如豆，居然照耀着他大半生跋涉征途。清冷也罢，寂寞也罢，只有他独自能够真正地品出其中的甘苦和绵长了。
他学习真正到忘我的程度，有一回，从食堂回来，厦门的天气多变，一阵海风，忽然吹来了一片雨幕，同学们见状都飞跑起来，只有他独自漫步着，在雨帘中依然是那么地沉稳自在。他的同班同学杨锡安惊奇地问：“你不淋雨么？”他才恍然大悟，说道，他根本没有感觉到下雨，他的心绪全部沉缅到一片书海中去了。一个人痴迷到如此，便必然引起众人的注目，像中学生起绰号一样，他的同学同样毫不客气地称他是“爱因斯坦”。当然，此时的陈景润和以提出相对论改写了一个时代科学史的爱因斯坦难以相提并论，但他那种近似拗相公的执着，那种嗜书如命的忘我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每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几乎都要经过这段“炼狱”式的旅程。
陈景润的同乡、校友、知交，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林群院士，对于陈景润的成功有一段异常精辟的见解：“科学好比登山，有的人登上一座山，浏览峰顶的风光，就满足而归了。而陈景润却不一样，他同样登山，倘若上山有十条小径，他每一条小径都要去爬一次。他重视的不全是结果，而是贵在过程。直到把上山的所有的路全摸透了，他才会感到满足。功底、基础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建立起来的。”大学生时代的陈景润，日日解题不息，并且乐在其中，原因便在于此。
他依然保持着中学时那种沉默并近似孤僻的性格，独自在数学的王国中遨游。有一段时间，被检查出患了肺结核，不得不去住院，身体稍有好转，就回来继续念书。有时，居然连洗脸、刷牙也忘了。解放初期，大学中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主要在教师中进行，偶尔也会“烧”到学生头上，陈景润对政治运动是门外汉，这一回却被“烧”着了，他同样到大会上去做“检查”，非常虔诚地检讨自己，并且向大家保证：今后一定讲卫生，天天洗脸刷牙。没有人笑他。这位厦大颇有点名气的“爱因斯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很不错了。
西进龙岩
绿树如云。松涛。飞泉。山间，一条蜿蜒的小径，飘飘荡荡地系住了深墨似的层峦叠嶂。一支徒步的队伍，正在行军。不是军人，也不是身着杂色服装的游击队，而是厦门大学的师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朝人民同仇敌忾，在“三八线”一带把美国侵略者及其帮凶打得焦头烂额。穷凶极恶的美国好战派居然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妄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并且不断制造紧张局势。位于前线的厦门，已经处处可闻到战争风雨的气息了。为了预防不测，厦门大学理工科奉命西迁龙岩。政治热情高涨的厦大师生，以军人的姿态迎接挑战，他们行军300多里，一路高歌，偶尔还做些宣传工作，一行人马，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进发。
闽西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之一。毛泽东同志当年率领红军走下井岗山，到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龙岩便是苏区的一个重镇。红军时代赫赫有名的邓子恢，解放以后担任过副总理，就是龙岩人。红军长征，有四万闽西子弟随军北上，湘江一役打先锋，大部分是闽西出去的红军。碧血悲歌，二万多闽西子弟兵用自己的鲜血为中央红军杀开一条突围之路。沿着这条红军走过的道路，厦大师生到了龙岩附近一个名叫白土的地方。陈景润已读大学二年级了，他住的地方，还有一个洋溢强烈革命色彩的名字：红场。这是一个镇子，当然不能和莫斯科红场相比。大潮退尽。山里朴实的农民虽然知道当年的红军已经打回来了，但刚刚诞生的共和国一时尚无暇顾及这些饱经劫难的革命老区。新到这里的厦大师生发现，这里物价太便宜，老百姓居然仍用古老的铜板、光洋作为流通货币。一切是那么地陌生，一切又是那么地新鲜。举目回顾，才发现已经置身在一派莽莽苍苍的林海之中。樵风泉韵，绿意斐然，和厦门那种炮声、警报声时而撕裂人心的环境迥然不同。这里好读书，陈景润心中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闲适。
临时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都设在罗氏宗祠里，而教师住在一座名叫“乐逸堂”的古式民宅中。乡间质朴的生活，为大学生涯增添了另一种风情和韵味。大家睡通铺，夜深人静，可以闻到丝丝缕缕杉木的清香，如天外飘来的一缕云雾，写意而令人五内如洗。条件虽是简陋，但教学却同样是一丝不苟。到了这里，人们发现，平时沉默寡言的陈景润却和随队伍而来的一位洋教授打得火热。他叫沙鹏，是法国人，不会汉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