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儒王夫之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有很中肯的见解。他认为萧齐的悖逆远过曹操、司马氏和有功于国的刘裕，东昏侯萧宝卷的残虐也非郁林王（萧昭业）和苍梧王（刘昱）可以比拟的。“故萧衍虽篡，而罪轻于道成。自刘宋以来，一帝殂，一嗣子立，则必有权臣不旋踵而思废之。伺其失德，则暴扬之，以为夺之之名。”他又列举东昏侯的辅政六大臣以及前后反叛诸将，指斥他们“不定策于顾命之日，不进谏于失德之始，翘首以待其颠覆，起而杀之”。其结论，则是“君臣道亡，恬不知恤，相习以成风尚，至此极矣”。
一言及南朝，总是令人联想起王谢风流、清谈玄言、六朝金粉、南朝四百八十寺等等的飘逸与轻松，殊不知那个时代也是昏暴之君辈出、人民生活困苦的黑暗时代，统治者的荒唐、暴虐几乎超出正常人的想象力，如果不细细研讨史书，说起这么多故事，还真以为那些事情是后人集残暴之大成而编出来的演义呢。
李商隐有《齐宫词》一诗，慨叹伤嗟，特录于下：
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