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被批为阶级斗争不坚决，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终于，他被送回工厂去了。取代他的刘家国，则整天板着一副斗争面孔，不苟言笑，原则性强极了。看来这是上面的意思，他们非要选择一些狠天狠地的斗士，这才能贯彻他们路线斗争的意图。
那年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确很难。弄不好，就要惹火烧身。在1968年秋天那次“抗大学习班”上，我就亲身尝过味道。那是一个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本来不是清我的，因为我并无什么历史问题，也无现行罪行。学习班开始后，点了许多老师的名，郭绍虞、刘大杰、赵景深、张世禄……要他们交代问题。他们从旧社会中来，上层关系又多，这就有得好交代了。这种交代，叫“洗手洗澡”，交代清楚了就可以“下楼”。因为都是陈年老账，他们在思想改造等运动中早已交代过多次，所以引发不起轰动效应。接着，清队领导小组抛出一个假党员案，这一下就热闹了。揭发者指控某人是假党员，被揭发者则声称自己是真党员，双方正在大会上激烈争论时，清队组成员周某某站起来，抛出了几份调查材料，说明某人既然没有宣过誓，连介绍人是谁也成问题，所以就给他下了假党员的结论。接着是大字报贴满教学大楼，大标语刷满复旦校园，这个“假党员”就这样被揪出来了。但我听了周某某宣读的材料后，觉得此案难以定性。因为这些材料只不过提出了一些疑点，并不能证实他是假党员，当然，这位当事人的辩词也很无力，还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是真党员。我的看法是：可能手续不完全，未必是假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能凭这些不过硬的材料来下结论。但这种意见在当时是不能随便说的，一说便是破坏清队运动，而且人们也未必能接受，因为很多人只相信领导的话，并不去思考其中的是非曲直。
但我在吃午饭时还是把我的看法与一个教师谈了，因为我认为这个人有分析头脑，而且比较可靠，平时私交也不错。殊不料下午大会一开始，此公就跳出来揭发我，不但把我私下告诉他的疑问和判断一股脑儿公之于众，而且还激昂慷慨地加以批判。这使我很吃惊，也很恼火，马上站出来自我辩护，声称我的看法是合理的。这一下，就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了，我变成了中文系清队的重点对象，许多原来与我较为接近的教师和学生都纷纷起来揭发我。总的罪名是：反对工宣队，破坏清队运动。最使我感到滑稽的是，我因为为他辩护而惹祸的那位“假党员”，也站出来激烈地批判我包庇阶级敌人，破坏清队运动。这种反戈一击的举动很受工宣队欢迎，当然，他自己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脱。
见过许多此类事件之后，聪明的人谁还愿意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呢？
实事求是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有狠批乱斗才能取得领导信任。
但这次运动来势太猛，很有点使师生员工人人自危，人们一下子还不敢太积极。
而且，驻扎在乡下，各生产队毕竟太分散，运动无法搞得轰轰烈烈，所以在动员大会之后没几天，全校师生一律调回学校搞运动。
校革会一声令下，大家马上卷铺盖、上汽车，别是一番战斗气象。谁也不敢问一问“林副主席第一号通令”还要不要执行？随时准备打仗的战备措施怎么落实？好在教师学生们本不愿长期住在乡下，而头头们原也只是为了执行指示而疏散，现在既然有更紧迫的任务，当然就不管备战不备战了。
每次下乡回来的第一件事是洗澡更衣，然后舒舒服服地吃一顿饭。但这次回校，我却享受不到这种小小的乐趣了。还在上车之前，刘家国就通知我，到校后不准回家，住在学生宿舍。所以，当教师们都拎着行李纷纷回家团聚的时候，我只好跟着学生上六号楼宿舍。我们一家三口人此时分成三处，上海只剩我一个人，回不回家原无什么关系，但此刻不准我回家，我倒很想回去看看。我借口拿换洗衣服，需要回家。刘家国虽然摆出一副很难看的脸色，但没有理由拒绝，只好放我回去。当然，他没有忘记派一个人跟着。
这个跟着我的人是一年级学生，我虽然没有教过他的课，但与他相处也有一年多了。工宣队进校后，说教师在一起干不出好事情，拆散了教师学习组，将教师都分配到各班级学生小组中去。这位同学不但与我在一个学习小组，而且还在一个劳动小组。去年夏天到上钢二厂战高温时，我们一起在转炉下清除钢渣。这是最累、也是最危险的工作，一不留神，便会被钢渣溅伤，甚至烧死，所以我们非得互相照应不可。他开始对我很严厉，日子一长，也就随和多了。在劳动快要结束时，有一天晚上下了中班，夜深人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马路上行走，他忽然叫了一声：“喂！姓吴的，走慢些，我有话跟你说。”当时学生已不愿、也不能对我们叫“老师”了，一般是直呼其名，客气一点就叫“老吴”、“老王”，这位同学却是别出心裁，一直叫我“姓吴的”。
我吃不准他有何见教，只好洗耳恭听。
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姓吴的，你不要以为这次劳动是随便分组的，我是工宣队特意派来监视你的。他们要把你分配到最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