肢则外撇曲膝，前肢右曲肘翻掌，左曲肘掌心向后，山西西汉墓出土青铜酒尊腰部所见两个熊像与此也相仿（图九）。
图十四熊均取自武氏祠石刻黄帝伐蚩部分（摹本）
汉代文物中所见“熊经”图象远不止此，零星的尚有许多，但成套的当以此为首。另武氏祠石刻黄帝伐蚩尤图中另有四熊（图十），其姿式亦可能是“熊经”中的，可惜残破且过于简略，仅存轮廓，只好一并附于此供参考。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首先，自战国人已有“熊经”方法以来，汉代一直延绵不衰；其次，“能经”在汉代已远不止“攀树而引气”一种姿式，很可能已经完成了包括各种姿式在内的套路；再次，华佗创“五禽戏”，其中“熊”一部分，当是吸收了汉代“熊经”术的成果而光大之的，绝不是心血来潮的突然发现。东汉末崔实《政论》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汉书·王吉传》更引王吉说：“俯仰屈伸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可见西汉、东汉人并没有把“熊经”等方法遗忘，反而记得很牢，而且分析得也很清醒。
可是，汉魏之后，“导引”便被纳入道教系统，《道藏》“尽”字号有《彭祖导引图》，“临”字号又有托名彭祖的《摄生养性论》，显然均为伪托。《道藏》里还有许多讲“导引之术”的著作也都附会了很多神秘怪异的迷信思想。不过，也有不少古代“导引”的方法被完好地保存在这些杂芜的书中，象陶弘景《登真隐诀》卷中便辑有不少健身的方法，《云笈七签》卷三十二《杂修摄》引《导引经》也记有各种引挽之术，这些也许与“熊经鸟伸”都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只是越到后来，它们的本来面目便越含混，以致人们渐渐忘记了它们的起源不过是人类对于动物的“摹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