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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亚拉巴马矛盾——在一个更大的众议院一个州会失去一个代表——并不是华盛顿否决汉密尔顿提案的原因。确实没有证据能证明开国元勋们知道这种数学的特殊性。华盛顿在否决汉密尔顿提案时，是被国务卿托马斯·杰佛逊的论点所左右。杰佛逊告诫说：“不损害宪法是最基本的问题，他们耍弄的按比例分配数字的花招，是很危险的。”杰佛逊自己提出了一个方案，华盛顿采纳了，尽管其方案有违反定额的严重缺点。
在巴林斯基和扬的5个州例子中，因总人口（26，000）除以众议院规模（26）是1，000，每一个众议院成员理想地代表着1，000个人。汉密尔顿的方法是把每州的人口除以1，000，然后除了有最高分数的州外，其余州的分数全部舍弃，最高分数按需要入到整数，以凑满众议院人数。杰佛逊的方法不用1，000做除数（也叫最大除数方法），要求用最大的除数，以产生每个州的代表数，不变动这些数或舍弃其分数，以达到众议院的规模。换句话说，这些数绝不需要升值。在5个州的例子中，906．1成为最大的除数，由此可得出以下结果：
如上表所示，杰佛逊和汉密尔顿的方法产生不同的结果。用杰佛逊的方法，A州——人口最多的州——多得一个代表（D州失去一个代表）。杰佛逊的方法帮助了A州并非侥幸，从数学上可以表明其方法对大州有利。他那高傲的演讲从未提到过数学的这种偏袒性，虽然，他这个精明的科学家无疑是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但他赞成这种偏袒性，因为他和华盛顿一样，都是来自最大的州，弗吉尼亚（人口630，558）。确实，1792年第一次实行按比例分配众议院成员时，杰佛逊的方法（与汉密尔顿的方法相反）保证了弗吉尼亚州增加一个代表，从而损害了最小的特拉华州（人口55，538）。
从1792年至1841年，杰佛逊的方法被采用了大约半个世纪左右。（我说的“左右”是因为有时众议院的规模没有预先固定，它受到政治利益的调整，使各州不会在一个新的按比例分配制度下失去代表。）丹尼尔·韦伯斯特意识到杰佛逊的方法没有给他的家乡新英格兰各州以充分的代表名额之后，说服国会采用一个新的按比例分配方案。同杰佛逊的方法一样，韦伯斯特的方法（也叫最大分数法）是以选择最大除数为基础的，但是得出的数字不是自动地舍弃分数，而是按照四舍五入的标准常规计算的。对5个州来说，最大除数是957．2，这样B州的情况就比其他两个方法得出的结果更好。
每走一步总有些国会议员反对增加众议院人数，但他们的呼吁无论怎样有说服力，其他人都充耳不闻。奇怪的是，对于一个较大规模的众议院来说，它的笨拙不便要比它的非法行为多。纽约州代表塞缪尔·考克斯说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一个人不是因为身材高大而伟大。肥胖不是健康或严厉。喘息的肥胖病不一定是头脑机警的状态。成年人不需要大量的猪油和脂肪。”
没有按照汉密尔顿的方法做曾引起不小的后果：塞缪尔·蒂尔登1876年丧失了总统职位。在选举团里，每个州的选举人数与它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人数相等。在那次著名的选举中，蒂尔登比卢瑟福·B．哈依斯多获得264，292张民众选票，但哈依斯却因比他多获一张选举团的选票而使他落选。巴林斯基和扬论证，如果按照法律上要求的汉密尔顿的方法做，蒂尔登就会获胜，因为支持他的一个州应该增加一个选举团成员，而支持哈依斯的州就少了一票。
1881年当人口调查局的科长根据1880年人口统计，在调查历届众议院从275席位到350席位规模的按比例分配情况中，终于找出了亚拉巴马悖论。他写信告诉一位议员：“我进行这些计算的时候，我遇到所谓的‘亚拉巴马悖论’问题，我发现在议员总数299位中，亚拉巴马州分配到8个议员席位，但总数是300时，它只获得7个席位。”尽管如此，其后20年，亚拉巴马悖论的缺陷以在理论胜于在实践的方式继续存在。
接着在1901年众议院席位以1900年的人口统计为基础重新按比例分配时，亚拉巴马悖论成为一个实际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大多数议员通过了一项议案，确定众议院规模为357个席位，科罗拉多州获两个席位。科罗拉多州议员约翰·C．贝尔谴责“由数学家推出的并称之为悖论的暴行”。他注意到，在其他每个拥有350至400席位的众议院，他的州会获得3个而不是 2个议员席位。在357席位的众议院，缅因州也受到亚拉巴马悖论的损害，它的一位议员说：“这就像是数学和科学联合起来，把缅因州当作板羽球耍……当数学抓住缅因州的时候，愿上帝保佑她！”
在以后几十年中，杰出的数学家们向众议院进行标榜，并提供了复杂的公式，以避免亚拉巴马悖论，他们的公式对大多数政客来说，是莫明其妙的。其中一个公式在1941年弗兰克林·罗斯福签署“规定用等比例方法在若干州中按比例分配国会议员代表的法令”时被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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