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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那年，快到年终的时候，我接到惠勒教授的信。
他说日本即将举行一个理论物理的国际会议，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战前日本出过几位大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1907～1981）、朝永振一郎（1906～1979）以及仁科芳雄（1890～1951）等。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才是战后日本重新恢复生命力的第一个迹象；我们都觉得应该参加，以帮助他们向前迈进。
惠勒在信中说，如果我们能先学一点日文会更好，他还附了一本军中使用的片语读本。我找到一个日本妇人为我矫正发音，自己也练习用筷子挟起纸屑，并且读了很多谈日本的书。当时对我而言，日本是个神秘的国度，我想，能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国家是件很有趣的事，因此我非常用功。
抵达日本时，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东京一家由名建筑师莱特（Frank Lloyd right）设计的旅馆。这是一家仿欧式的旅馆，他们的欧洲风格彻底到连服务生都穿着全套的西方制服。感觉上，我们不像身处日本，简直就是到了欧洲或美国。带我们到房间的服务生走来走去，把百叶窗拉上拉下，等我们给小费——处处都是美国作风！
我们的东道主什么都安排好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旅馆顶楼用餐，招呼我们的，是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菜单上写的还是英文。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学了一些日本话，所以晚餐快结束时，我跟女服务生说：“コ——ヒ——を持てきて下さぃ。”她鞠了个躬，然后出去了。
我的朋友马夏克叠声地问：“什么？什么？”
“我在说日本话”，我说。
“噢，你这骗子！你在乱开玩笑，费曼。”
“你什么意思？”我一本正经。
“好吧！你刚才在说什么？”他说。
“我请她给我们咖啡。”
马夏克不相信。“我和你打赌，”他说：“如果她端咖啡进来……”
女服务生端着咖啡出现，马夏克输了。
原来，我是唯一学了点日文的人，连要我们学日文的惠勒教授自己都没花工夫学，我简直受不了。我读过一些关于日本旅馆的资料，日本式的旅馆应该和我们住的这家大不相同！
第二天早上，我请那个为我们安排行程的日本人到我房间来。我说：“我想住到一家日本式的旅馆里。”
“费曼教授，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在书上读到过，日本人都很客气，但也非常固执；你必须不断地下工夫。所以我决定要像他们一般顽固，而且一样的客气。这是一场心战，我们反反复复磨了半小时。
“为什么你要改住日式旅馆呢？”
“因为在这家旅馆里，并不能感觉到自己身在日本。”
“日式旅馆不好，你要睡在地板上。”
“我就是想这样，我要尝尝看那究竟是什么滋味。”
“而且那里没有椅子，要你直接坐在桌子前面的地板上。”
“没关系，这样很好，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
最后，他才坦承：“假如你住另外一家旅馆，巴士要绕道接你去开会。”
“不！不！”我说：“早上我会自己来这家旅馆搭车。”
“好吧，好吧，这样就没问题。”结果就那么简单，只不过要花半个小时才能谈到真正的问题。
他正要走到电话旁，打电话给另一家旅馆，却又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来。事情又触礁了。我又花了十五分钟才搞懂，这次问题出在邮件，万一会场有什么函件要传过来呢？
他们早已在这家旅馆作好妥善的信件寄送安排了！
“没关系，”我说，“早上我来搭巴士的时候，会先到旅馆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好吧，那就没问题。”他打了电话，我们终于上路去日式旅馆。
一到旅馆，我就知道还是值得：那家旅馆真可爱，在它的大门前有个让你脱鞋子的地方，然后有个穿传统和服的女孩，脚上穿着拖鞋出来，拿起你的行李。你得跟着她行经走廊上铺着席子的地板，穿过纸门，只听得她“漆—漆—漆”地踩着碎步。一切都太美好了！
走进我的房间之后，为我安排事情的日本人整个趴在地板上，鼻子贴着地板，女服务生也跪下来鼻子贴到地板上。我觉得手足无措，我也该把鼻子贴到地板上吗？
原来他们是在彼此问候，他为我表示接受这个房间。
这真是个很棒的房间。今天大家都对日式房间的标准配备很熟悉，但当时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经验。墙壁上一小块凹下去的地方，挂了一幅画；花瓶里雅致地插着柳枝，地板上摆了一张桌子，旁边放了椅垫；房间的一头还有两扇纸门，推开后直接面向花园。
招呼我的女服务生是个中年妇人。她帮我脱掉外套，给我一件和服——那是一件蓝白相间的简单袍子，让我在旅馆里穿。
我推开门欣赏花园的可爱，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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