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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闹了,费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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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6(5 / 8)
!千万别错过啊!

    这是纯巴西风味的!”

    他一再坚持,而我也一再告诉他我大概没空看这表演,他觉得很失望。

    那天晚上,我穿上我的旧衣服,从地下室走到街上。

    我们在工地穿上表演服装,然后开始走到大西洋大街上。

    在上百个装扮成希腊人的巴西乐团中,我混杂在队伍的后方,拼命地敲弗利吉得拉。

    街道两旁都挤满了人群,大家都从窗户探出头来;我们也快要走到我下榻的美丽华旅馆了。旅馆内,有人站在桌子和椅子上,同样是人山人海。我们奏得淋漓尽致,浑然忘我,同时乐团慢慢绕过旅馆大门了。突然我看到有个服务生跳到半空中,手伸出往前指,而在这么吵翻天的声响中,我还能听到他的尖叫:“那是教授!”于是那领班发现为什么没法留我在旅馆里看比赛了——我要参加表演比赛呢!

    第二天,我碰到一个在海滩上认识的女士,她住的公寓正好可俯瞰大西洋大街。而前天晚上,她请了一群朋友到她家欣赏桑巴乐团的游行。她告诉我当我们经过时,她的一个朋友说:“听听那个敲弗利吉得拉的人——他奏的很好!”我成功了!能够在这些没人预期我会成功的事情上获得成功,实在是一大快事!

    到了嘉年华会真要举行时,很多团员却没有出现。我们专门为这盛会做了很多表演服装,现在却缺人!也许他们觉得,真正对上大城市的桑巴乐团时,我们便没机会赢。

    我不大清楚这些,我只知道,我们日复一日地下苦功、练习和操练都是为了嘉年华会,但等到那一天来临,很多团员却不来了。我们比赛的情形也很糟糕,我们的人还在街上游行表演途中,有些团员居然走着走着便脱队了!我永远无法理解这些事情,也许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刺激和乐趣只在赢取海滩乐团的比赛——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只有那样的水准。

    顺带一提,我们的乐团确实赢了那项比赛。

    美国佬在巴西(2)·透过火腿族联系

    在巴西的10个月里,我开始对轻原子核的能阶问题产生兴趣。我就在旅馆的房间内推演出整套理论,但我想跟实验数据作个比较。那时候,这些全是最新研究,加州理工学院凯洛格实验室(Kellogg Laboratory)的专家正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我定时——时间全安排好了——透过业余无线电网跟他们联系。我找到一个巴西的“火腿族”,差不多每星期都到他家去。他会跟帕沙迪纳的另一个火腿族联络上,而由于整个事情是有点非法的,因此他替我取了个暗号,说:“现在我把你交给KX,他就坐在我身旁,准备跟你说话。”

    然后我说:“我是KX。能不能告诉我上星期问过你的数据?也就是说,硼核的什么什么能阶之间的距离有多大?”取得实验数据之后,我就修正理论中的某些常数,检查看看我的方向是否正确。

    后来那个火腿族度假去了,但他介绍了另一个火腿族给我认识。这是个盲人,但他有自己的电台。他们两个都很好,透过业余无线电网来跟加州理工学院联系这个方法也很管用,很有效率。

    在物理方面,我完成的工作还真不少,而且一切都很合理。后来,其他人推演并证实我的理论。但我自己却觉得,理论中有太多参数需要调整——为了符合实验数据而需要太多的“按现象调整常数”了,使我不太确定这些理论是否有用。我希望获得的是对原子核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但始终不大相信那是很有意义的理论,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相关的研究了。

    关于巴西的教育方面,我碰到过一些很有趣的经验。

    我教的一班,都是预备以后以教书为职业的学生。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的巴西,受过高深科学训练的人大概也找不到其他工作。这批学生已经修过很多物理课,我教的是他们在电磁学方面学过的最高级课程:“麦克斯韦尔方程式”

    (Maxions)。

    里约大学的建筑分散在城中各地:我的课就被安排在一幢滨临海湾的大楼中。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时我问一个问题,学生马上就答得出来。但下一次我问同样的问题——至少在我看来是同样的题材、同样的问题——他们却答不出来了!

    例如有一次,我谈到偏振光,拿了些偏光镜给他们。

    偏光镜的特性,在于它只让电矢量(electric vector)在某一方向的光通过。我向学生说明,根据偏光镜的光暗度,就可得出光的偏振方向。

    我们一手拿着一片偏光镜,一前一后地放在眼前,然后转动其中一片。这样一来我们知道能够通过两片偏光镜的光一定具备同样的偏振方向——换另一种说法,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片及第二片偏光镜皆容许通过的光。但接下来我问他们,如果只有一片偏光镜时,我们怎样分辨出偏振方向呢?他们茫然一片。

    我也晓得这问题不易回答,脑筋要很灵活才行,于是我给他们一点提示:“看看从外面海湾反射的光。”仍然没有人说半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