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战旗似的，直伸到我脸上来……”
她是医生而我不是；危险她触手可及，离我十万八千里；紧张到几乎神经兮兮的是我，而浑若无事的，是她。
有段日子，报上尽是医护人员争写申请的光荣事迹，看得我替二姐十分担心，又惭愧于自己的一己之私。
她只笑：“我是不写申请的。医生多了，妇产科、儿科、皮肤科……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一窝蜂都上第一线，有用吗？再说了，非典期间其他病就自动不发了？那些病人，就不需要 医生吗？”
这几天她上武黄公路收费站，为入城人员量体温。电话里她仍是轻描淡写，我絮叨半晌，她略微不耐烦：“反正我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果他们让我上第一线，我还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是医生，在哪里我都是。”
电视上总在说：向所有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然而第一线之外，并非没有沙场。刀刃之利，因其刀背的厚重；金字塔入云的塔尖，是立在宽广坚实的塔基上。这一场天人大役中，有无数沉默的战士。
我二姐，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医生。而绝大多数医生，都如她一样普通，却在各自位置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并且，保持“随时准备着”的姿态。
我相信他们在大疫面前，也心怀恐惧，却知道畏惧无济于事，故而，他们必须无畏，必须温柔而坚定，必须在人群中，高高地扬起头。
难以言说，这是生活，还是职责。
我想，像我二姐这样的人，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而我的二姐，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娇小，微胖，雪白的小圆脸总是笑眯眯的，据她以前的病人说，像观音。
时近圣诞，邮局里到处花团锦簇，缎饰、彩球、贺年卡的清脆音乐。这时，身侧一直与保安絮絮聊天的老人，却突然拭了一把泪。
是忘了存折密码吗？正填汇款单的我，稍一惊，却见保安坐着，椅子前后摇晃，十分地心不在焉。不过是半熟的人，在闲话家常吧。
“到十号，我徒弟就跟我说：‘师傅去领工资了。’我就说：‘没那个领钱的命。’他不明白，说：‘工资人人都有的呀。我帮你签字。’过一会儿回来，手里抓一把，都是我跟会计预支工资时写的借条，还有一张五毛钱，两张一毛钱——就剩这些了。”
老人两鬓泛白，却穿了件非常抢眼的宝石蓝外套，更衬得他满面皱纹，如梯田。
“那时我工资二十九元，奖金三块二毛钱。”呀，明细到角。我经年都不去拿工资条的。“一家五口，三十多块钱一碗水一样泼出去就没了……”叹息声，轻得听不见，“我屋里小女儿，有一次病了，想吃一分五一颗的水果糖，我狠狠心，捏三分钱去了，结果路上掉了一分钱。买一颗蛮划不来，买两颗硬是不够钱，站了好久好久，又不甘心走……”
有人来问事，早有几分不耐烦的保安趁机起身。老人刹住话头，暗里也觉出自己的不招待见，讪讪地笑，擤一把鼻涕。
那些艰苦、惨痛的日子，都过去了吧？当他还年轻，一只手是整个时代、整个中国的一片赤贫；另一只手，是最小偏怜女儿的病痛、她小小的渴望，他却差一分钱。
突然留意到，他外套胸口上咧嘴而笑的米老鼠头，米奇不便宜呢。是孙儿们淘汰下来的，爷爷不舍得扔，就捡来穿吧？袖管短了一大截，露出里面的毛衣，袖口破了，又粗针大线地补过，说不出是黑是黄。
他所有清水渍过、碱水煮过、血水泡过的日子，孩子们知不知道呢？知道，又有没有能力或者孝心，让他乐享天年呢？
一位台湾朋友，曾经半笑半窘，说他的父母，就是人所诟骂的巴子旅客：一大堆欧巴桑欧吉桑，穿得很热带，几乎可算是艳光四射，任何场合都大声喧哗，乱糟糟拍照，流水似的买东买西，处处被宰，却被宰得兴高采烈。他们又镶着金牙，笑起来金光流灿。
然而他说，他完全原谅与接受。
因为正是他父母那一代，成就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他们老土、落伍、不合时宜，但他们有绝对的资格，理直气壮，享受他们亲手创造的财富。
也同样打拼了几十年的，我的父母，以及眼前的老人，他们亦曾倾尽全力，给出关怀、抚育与爱，是每一个儿女的圣诞老人，却都是曾被一分钱难倒过的英雄汉吧？几时，他们才能够，如此嚣张安乐？
走出邮局，脸颊上冰凉的，是武汉十一月的冷雨。
是好些年前的事了。我在等Call机，突然过来一个男人，匆匆，一边揩汗，劈手抓话筒。瞥眼看见我，手在半空里顿一下，我示意他先打。
显然是打给家里，他用很重的乡音问：“哪个？”背忽然挺直，脚下不由自主立正，叫一声：“爸爸!”吭吭哧哧一会儿，挤出一句：“您身体么样？”
再找不出话，在寸金寸光阴的长途电话里沉默半晌，他问：“爸爸，您叫妈妈来听电话吧？”小心翼翼地征求。
连我都替他松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