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能成立。居维叶通过创立两个不同的目将人与猿区分开：两手目和四手目。他提出猿是“四手类”，即脚和手的结构很难区分。只有人类才具有明显的适应于直立行走的脚。在达尔文时代，这种将人与其最近动物亲属完全分开的标准成了反对人类进化观的论据。##坎珀还研究了不同的人类种族。为了测量骨骼的形状，他确定出“脸线”和“脸角”，脸线连接着颌、鼻和前额，脸角是脸线与水平线之间的夹角。以古希腊人为标准来表示最完美的人类特征，脸角大约为90度。在猿中，脸角则小得多。当坎珀将这个技术用于不同的人类种族时，他发现欧洲人的脸角与理想的经典类型很接近，而其他种族的脸角的角度则低于欧洲人，尤其黑人脸角的角度更低。结果，他提出黑人的脸角介于欧洲人与猿之间。与此同时，人类学家J·F·布鲁门巴赫利用他所采集的具有世界名望的骨骼，采用不同的技术，取得了同样的成果（英译本，1865）。坎珀曾经表达过需要谨慎解释获取的成果：猿与人类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没有理由将黑人看成人与猿的杂种。然而在许多人看来，显然黑人是人类中最像猿的类型。欧洲人为了确保他们的种族优势，开始利用博物学家的论点来为他们征服“劣等”种族的行径辩护（Snyder，1962；Montagu，1963，1974；Barzun，1965；Stant on，1966；Mead等人合编1968；epan，1982；Banton，1987）。
图12.佩特鲁·坎珀的“脸线”和“脸角”
脸线连着颌、鼻和前额。在这条线与连接着鼻、耳的水平线之间的夹角叫做脸角。注意一下，图右古典人物的脸角是90度，而猿的脸角大约为60度。坎珀的后来许多追随者声称黑人的脸角介于欧洲人和猿之间。这些早期倡导种族歧视的人远没有接受了进化的思想，他们坚持人类与动物之间存在巨大隔阂的观点，并且提出某些种族的劣等形状是由于从最完美的形状退化所致。布鲁们巴赫像莫伯丢和布丰一样，认为欧洲人是人类的原型，而其他种族由于生活在世界上一些环境条件不太适宜的地方，所以从原型退化成现在的样子。事实上，认为劣等种族的形状因此而成为类似猿形状的观点，显然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在人类种族观的问题上，也受到传统的存在链条是单线观点的影响。认为低等种族与猿相似当然并不等于认为人类与动物界具有进化的联系。只是在达尔文以后，这个问题才可能解决，那时劣等种族已经被视为中间阶段的遗迹，而欧洲人已经比其动物祖先进步多了，到达据认为是完美的阶段。
法兰西：从启蒙运动到实证主义
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不可能相信人是从猿进化来的，但是他们决心要创立一种新的道德和社会等级的基础（illey，1940；Cassirer，1951；hazard，1963；Gay，1966-69；hampson ，1968）。他们对基督教的怀疑确保他们不再将道德律看成是神揭示的绝对真理。相反，对人类本质的研究也许会表明什么样的行为在推动社会前进方面可能是最成功的。因为人类不再期望死后是受到奖励还是受到惩罚，主要的目的一定是在此生要生活的幸福。“实用原则”表明，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增加幸福，减轻痛苦。新的社会政策的目标要考虑到不同人的自然本质，确保使大多数人过上很幸福的生活。经常存在的危险是，这种完全实用主义的方式可能会变质成个人快乐论。既然消除了引述神的判定，那么为什么个人还要对他人的幸福担忧呢？一些道德论者，比如持道德虚无主义的马尔克·德·萨德，怎么能劝说人们寻求个人的幸福不是建立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侵犯他人的利益之上呢（Crocker，1963）？
道德论者不得不提出一系列的法则使人们相信他们的境况之所以比较好，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由这些法则控制的有序的社会中，而不是生活在无政府状态。只有完全理解了人的本性，才能成功地制定出这样的法则。然而，存在着两条路径研究人的思维。最激进的路径是得到启蒙运动时期无神论者支持的彻底唯物论，这种哲学的目的是将人完全归入到自然中。这种哲学有可能预先涉及到后来进化论提出的一些问题。虽然在18世纪末唯物论险些销声匿迹，接下来又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但是政治上激进的思想家在19世纪初又继续倡导这种思想。发源于约翰·洛克著作的、不太激进的“感觉主义”哲学，并不打算将思维只是看作物质的产物。这种哲学承认存在着纯粹的思维功能模板，并且试图通过思维中是如何形成思想和感觉而将思维模板解析为具有规则的系统。这种哲学心理学经过法国启蒙运动的扩展被证明要比突兀的唯物论更具灵活性，从而演变成19世纪英国许多有关人类本性思想的基础。正是从这种智力框架中最终衍生出达尔文主义。
唯物论来源于对笛卡尔的人类是动物机器观点的拓展。没有什么人会相信动物没有感情，而且一旦人们相信他们的身体只不过是达到了一定的、具有意识的水平，那么显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