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结果就造成有些部分发展，有些部分退化。环境产生动物的需要，而动物的需要反过来又决定了动物如何使用身体。那些经常使用的部分可以吸收更多的神经流；这种流会在组织中产生出更复杂的通道，使得器官增大。不用的器官接受的神经流少，将会退化。拉马克并没有提出详细的遗传理论，而是提出获得的性状作为努力的结果会传递到下一代，从而产生累计的效果。有一个有名的例子，现代长颈鹿的短颈祖先在其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想吃树上的叶子。所有的短颈个体都向上伸脖子，结果，身体的这一部分（颈）变大了。下一代继承了长颈。而且进一步伸长，结果经过很长时间，长颈鹿逐渐获得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长颈。
获得性遗传的理论可以被视为是不同于达尔文自然选择的一种理论，是解释生物如何缓慢适应它们生活的环境的方式。然而拉马克所确立的这种机制与达尔文以后时代所接受的机制有很大的不同。达尔文对生命的最终起源不感兴趣，而在拉马克看来，自然发生是唯物主义观点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达尔文和几乎所有后来的博物学家来说，进化是一个趋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地理隔离和生物适应新环境条件的长期影响，所有的生命形态都从少数祖先类型分生出来。而对拉马克来说，一系列不同的进化线沿着同一构成阶梯独立地一直向前前进。由于不同环境条件的作用，存在的链条被迫产生分支，但这是次要的现象。拉马克对生物的地理分布问题不感兴趣，而这个问题对于达尔文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物种依然是真实的存在，只不过以独立的配育群体来表示，但是拉马克却完全否定了物种的存在。按照他的进步和适应的机制，他把进化刻画成本质上连续的过程，从而在自然中并没有产生明显的间断。拉马克甚至预言，随着大量的生物学发现，将会填补我们认作灭绝“物种”的空缺。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观点是18世纪的回响，而不是19世纪的先声。
虽然拉马克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与现代的理论相似，但是这个理论来自于比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理论更详细的对起源的解释。他没有吸引到什么直接的追随者，而且直到去世名声也不显赫。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黯然失色是由于他那最有名的对手乔治·居维叶所起的作用（Burk，1970）。居维叶不仅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生物学体系，而且利用他在法兰西所能使用的政治权力，确保了拉马克的观点作为过时的臆想而被人们轻视。居维叶发展了比较解剖学的技术，甚至拉马克也采纳了该项技术，但是拉马克仅限于研究无脊椎动物，而居维叶在博物馆的脊椎动物分类方面却有着很高的声望。令世人震惊的是，居维叶可以利用他的技术根据化石遗骸复原灭绝的物种，而拉马克甚至不能看到利用新的古生物学来支持一种进步进化的观点。
居维叶将动物分成了四种“类型”，根据这种划分动物不能排列成拉马克及其许多前人所坚持的等级序列。于是便可以理解林奈系统所根据的平行而不是等级序列的关系的真正力量。虽然类型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分别代表了生命形态可能依照的四种可见的方案，但是每一种类型都具有无限的易变性，只不过限于是外形的改变，以适应环境的要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物种之间的差异建立在它们内在结构相似的基础上，而不是根据它们外在性状的排列。福科的论点是这种研究可能促使了达尔文自然发展观的产生，在达尔文的观点中，单一起源的形态通过适应辐射而多样化，而生物的基本性状依然保持，以此作为线索，我们得以区分出后裔。我们已经看出，福科的论点需要许多案例来验证，然而在很大程度上，18世纪的进化论的确可以被视为是在一个规则框架中的变化。
尽管居维叶的分类是现代的，但是他本人并不是一个进化论者，他没有物种变化的观点。看起来发展出理解身体各部分相互适应的思路促使他相信物种是固定不变区别明显的。新的比较解剖学非常详细地刻画了动物的内在结构，以致于这样复杂的结构似乎不可能是由自然过程产生的。依照新的精深的生物学知识，有关生命起源和变化的唯物论设想，被贬斥为不足一提。启蒙运动时期比较注重猜测的研究方式被拿破仑时期法兰西日益增长的保守风尚所取代。在不列颠，一种更强烈的反应是产生出对自然神学新的兴趣，而且导致不可能认真对待赫顿反《圣经》的地质学。拉马克没有建立什么学派，因为他的理论的提出晚了20年，当时政治和文化革命已经排挤了唯物论的精神。革命论开创了一个新的开端，开启了19世纪的新科学和新思想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表面上保守的发展，而不是启蒙运动时期进化论者的猜想，对达尔文思想的形成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