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ne，1971)认为，我们在达尔文革命这个案例中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范式被另一个范式所取代，而是两个范式之间的不断争斗，其间，运气有时降临到这一方，有时降临到那一方，直至达尔文主义的出现，两个范式之间的矛盾才解决。当然，即使这样看也过于简单，因为无论是是特创论的范式还是进化论的范式，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重大的改变。
也许达尔文革命更复杂，因为达尔文革命不仅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Ruse，1970；Ghiselin，1971；Mayr，1972a)。
在库恩看来，一场科学革命在是在已经确立的科学中用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在哥白尼之前，天文学中已经有地球中心说可以比较成功地解释行星的运动。如果说在达尔文革命之前博物学中有一个范式，那它也是建立在稳态观上的，忽视了对进化论来说至关重要的变化成份。首先有必要认识到，地球及地球上的生物会有历史，这就要求不仅要取代已有的理论，而且要建立一系列全新的科学。只有建立了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实验遗传学等学科之后，才有可能形成现代形式的达尔文主义。无疑，要经过长时间以后才可以建立这些新科学的框架，而且在建立的过程中会提炼出许多不同的观念。围绕进化论的出现而产生的科学争论不仅是在一门科学中革命的产物。相反，它们是整个新产生的科学学科系列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学科在达尔文革命完成之前，不得不相互融洽。
虽然库恩论著部分地动摇了科学是客观的观点，但是它忽视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追问人们接受的科学知识观时所根据的最迫切的理由。按照假说—演绎的方法，人们提出有关自然作用的新观点，然后检验这些观点；科学的客观性体现在检验过程中。但是一个新假说的形成并不是科学家面对事实问题作出的机械反应。假说的形成不仅包括已知事实的收集，而且代表了想象力的飞跃，其中也包含了艺术家创作时所具有的创造力（Bronowski，1975)。如果我们认识到，任何理论，无论多么成熟，只不过是接近“真正的”自然结构，那么不同理论的有效作用可能在于能够引导我们的研究。因此有必要探讨为什么科学家从其直觉的认识中得出某一假说。因为他也是人，也生活在某种特定的文化氛围和社会中，很难相信他所接受的观念和价值对于激发他按照某一思路进行想象没有起到作用。现存的理论被接受时通常具有了哲学或意识形态的含义，因而似乎没有理由认为（有意或无意）认识到这些含义实际上将决定每一种理论的产生。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对于科学知识的探讨，像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必须根据社会价值的氛围来理解。我们不能将科学完全独立地看待成是绝对真理的说明，必须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科学（Mulkay，1979)，而科学史学家能够从事这项工作(Barnes andShapin，1979；Shapin，1982)。
认为主观因素在科学中起作用，并不就一定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科学知识看成是纯粹的幻想。不断检验的方法保证了只有当一个理论可以有效地指导发现事实时，这个理论才能被接受。这样就确保了无论科学的基础是什么，但科学是唯一真正具有积累性的知识形态。至少对假说的检验是真正客观的（当然，有极少数的理论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支持它们的证据很薄弱，或者就是假的）。按照最初的概念，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有永恒的影响，而一些由科学家所在的环境中产生出的成见却成了构建自然假说的模式。于是，科学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成了均衡地去理解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中理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成功地引导对自然的探讨。
史学家总是能认识到科学与文化的其他领域，特别是宗教，存在着相互作用，但是经常有人将这种关系看成是单向的。过去人们认为，当科学积累起它自己的事实知识形态，而且当科学知识动摇了现存的宗教教义后，宗教则被迫遭到遗弃。这是典型的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战争”的想象（e，1896)，根据这种想象，在这场战争中科学肯定获胜。这种观点的反对者则认为，科学家有时是试图将他们的理论与流行的宗教协调起来；但是也有人曾经认为，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宗教就会导致对科学的歪曲，使科学偏离正确的轨道，最后，一个“纯”的理论完全取代了原来的理论。一旦科学知识大致确立后，接着就有可能显示出它对解决社会或哲学问题的实际用途，但是这与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并没有关系。这样的解释曾促使将科学史学家分成了两个阵营：研究科学发现纯客观过程的“内史学家”和探讨社会如何对科学家提供的知识作出反应的“外史学家”。
假如我们现在质疑科学完全是客观的观点，那样我们就应该将科学理论结合到它的社会环境来考虑。所有的〖htSS〗理论，无论“对”（即至今仍被接受），还是“错”（现在已经被抛弃），在它最初形成时，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将科学史划分成内史和外史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任何层次上科学的发展都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