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隆起的，其剧烈程度超过我们所能看到的地震。这些剧变被视为间断的标志，我们从而将地球的历史划分为地质史上的不同时期。地球冷却说解释了为什么过去的事件可能比现在的事件剧烈，有些历史学家现在认为，这种方向论的成份过去实际上代表了剧变论体系更本质的方面。
再看一下生物学，可以将特创论视为一种不连续变化的理论，因为每一种新物种是分别设计的，与以前存在的形态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特创论者认为这种奇妙的序列与某种完整的计划或图景相连，那么就会从根本上动摇超自然事件的独特性，这样就会使物种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达尔文的理论却坚定不移地倡导连续性变化，因为自然选择通过慢慢地积累群体中个体的微小变异来起作用。这样在进化中不可能有突然的间断性，不存在“间断”或“跳跃”。然而仍有可能倡导有关物种起源的一种不连续理论；最好的例子就是雨果·德弗里斯在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提出来的“突变论”。按照这个理论，通过遗传变异可以突然产生新的物种，因为遗传变异产生出大量与亲本截然不同的个体。现代的自然选择遗传理论仍然认为突变是变异的原材料，但是已经表明这些突变融入到群体中；但是突变在融入到群体的过程中使群体的变异表现出连续性，则正符合达尔文的设想。但是少数现代生物学家一再提出不连续的进化观，其中既有符合又有背离达尔文框架的观点。因此争论仍在继续。
达尔文通过引入连续进化的观点，促使博物学家重新考虑传统的物种定义。最初，物种被视为特征明显的、不变的实体，物种由关键的性状来确定，通过这些特征可以自动划归类似的个体。这种观点的起源可以远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按照这种哲学，物种被认为是一种比构成它的个体更深层的存在。确定物种本质的是理念化的形式或结构，而不是任何一代个体的表面性状。这种概念很适合物种是造物主设计的信念，根据这种信念，造物主通过确保个体生物的变化不能超越严格的界限来保证物种的持久不变。当达尔文设想进化通过个体之间微小差异的积累进行时，他是在向这种物种的理念论挑战（Mayr，1964)。也有可能将进化论的兴起视作一个更为普遍的从根本上动摇类型化物种概念过程的组成部分(Mayr，1982)。相对立的群体思想则将物种看成由相互配育的个体组成的类群，其中的个体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存在理想的、永恒不变的结构，如果个体的平均构成造成群体的变化，那么这个物种本身也就变了。
历史学的问题
因为在对于达尔文革命的看法上充斥了争议，所以不乏尝试分析达尔文革命的起源和影响的书籍。1959年是出版一百周年，这期间出版了大量有关进化论历史的书籍。其中有三本是通论性的，由劳伦·艾斯利（Loren Eisley，1958)、约翰·格林(Jorude leyGlass et al.1959)编辑了一部观点各异的论文集，侧重于达尔文以前的时期。查尔斯·吉利斯皮（CerCannon，1960a，b)探讨了均一论原理，而弗朗西斯·哈伯（Francis C.adter，新版，1959）的书在当时已经属于经典之作。
这样，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出现大量书籍，全面论述了进化论的兴起。但是这并妨碍历史学家继续投入精力去研究这个问题。一些观点有必要进行修正，理由很简单，因为又出现了大量原始材料，比如发掘出的达尔文本人的一些文稿，现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现代的研究已经很大程度上集中在重新解释根据现有事实所确立的“正统”模式，早期的科学史学家广泛接受了这种模式。这些研究对许多先见和隐含的假设发出了挑战，产生出一些新的见解，并影响到科学中。现代历史学家争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科学及其与外在世界联系的思考方式的更普遍革命相匹配。我们不再敢断言科学是对事实信息的纯客观探讨，当然大多数科学家仍然认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知识不仅是对新事实的搜集，而且科学也受科学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历史学家发现，像进化论这样一个争议很大的理论的发展，为探讨这种认识提供了极好的样板。
最简单的代表科学的模式就是直接发现事实这么一个过程。公众普遍认为这种模式恰当地代表了科学家的工作，然而略作回顾就会发现这种模式不太准确。科学家显然不仅对个别事实感兴趣，而且也对我们称作“自然规律”的普遍概括感兴趣，这种概括有可能来自对搜集到的个别事实进行抽象。抽象的技巧，如概括，是老的“归纳法”的基础，曾经作为所有真正科学家的指导性原则。但是人们不再认为通过对已知事实的抽象就能获得知识，例如，你怎么能确定哪些事实真的与某一特定现象相关？现代科学哲学家认识到，任何研究始于提出解释一种现象可能〖htSS〗如何运作的假说；然后通过观察和实验来验证这个假说。这就是所谓的“假说—演绎”法（hempel，1966)。理论是更具普遍性的假说，某种理论可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