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杨荣却讲：“吾辈年老，当推荐新进之人以侍君王。”
王振闻言大喜。转天，他就把侍讲学士马愉、曹鼐等人推荐入阁，参与朝政。
杨士奇很不高兴，埋怨杨荣与自己口风不一。杨荣劝说道：“王振讨厌我们，纵使我们苦苦坚持，他又能相容吗？一旦他以皇上名义出手敕任命某人入阁，我们也不得不听命。现在入阁的几个人，反正皆是我们的手下，也无大碍。”
杨士奇听此言，觉得有理。二位官场老政客，其实还是玩不过王公公。王振这种慢火煎鱼、由浅入深的功夫，是一步步卸掉“三杨”老臣的权力，让新入阁的人感念自己对他们的提拔。
品尝到当隐身“组织部长”的甜头，王振很快就算矫旨提拔工部郎中王佑为工部右侍郎。这位王佑没什么本事，专会溜须拍马说第甜话，很会伺察颜色。王侍郎长的不错，小白脸一个，身上雄性激素少，面皮光滑无胡须。王振也觉搞笑，一日忽然问王佑：“王侍郎，你怎么不长胡子啊？”王佑一脸笑开花，诌媚道：“老爷所无，儿安敢有。”看见这么一个皮光水滑的“儿子”，王振开心，仰头大笑。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死后，王振终于长舒最后一口气，京城内再无让他心中生怯的人物了，从此益发无所忌惮。
老太后崩后，王振立刻派人盗走洪武年间竖立在宫内“宦者不得干政”的铁牌，秘密销毁，从意识形态方面开始大力消除一切不利自己专政的东西。同时，王公公又大兴土木，在皇宫范围内大起殿宇和寺观，在讨好皇帝的同时，也想为自己祈福。
皇宫内新殿落成，依礼要皇帝亲自参加，大会公卿大臣摆宴庆祝。根据制度，宦官权再大，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种集会。真宗皇帝少年人，一刻不见“王先生”就心里发慌，马上让人看看王公公在干什么。结果，内使一进门，正瞅见王振发怒，大言道：“周公辅成王，我难道在宴会上一坐的资格也没有吗？”
小皇帝一听，马上让人开东华殿中门，迎侯王振。众臣屏息观望，王公公迈着鸭步慢踱而来。这一来，王公公面子大了去了。
权势熏炎之际，不少谄谀小人纷纷倚附王振得以升官。继王佑后，徐睎也被王振矫旨擢升为兵部尚书。“于是府、部、院、诸大臣及百执事，在外方面（大员），俱攫金进见（王振）。每当朝觐日，进见者以百金为恒，千金者始得醉饱出，”连都御史王文等主管监察的大官，见了王振都跪拜迎侯。
当时，“三杨”中的杨荣病死，杨士奇退休，（其子在家乡杀人，有口实在王振手中，他不得不退休）。朝中只有杨溥，“年老势孤”，仅是个政治摆设罢了。
众人惟惟，也有正直不屈的大臣。薛瑄因为是王振老乡，被从山东地方上荐入中央，任大理寺左少卿。王振屡次派人致意，薛瑄一直不去拜谢，说：“我受皇恩得官入京，不能入私室谢恩。”王振知悉后，也无可奈何。一日，众臣在东阁议事，王振后至，公卿见大公公即跪拜，惟薛瑄一人傲然独立，倒使王振不得不先向对方作揖。由此，王公公杀心顿起。不久，他派人诬陷薛瑄，逮之入锦衣狱，准备处决。一日，王振见跟随自己多年的老仆人暗自流泪，便问缘故。老仆人说：“薛少卿要处死罪，所以我哭。”王振奇怪：“你怎么知道薛瑄其人其事？”
老仆答道：“都是咱们蔚州老乡讲的。”然后他盛赞一通薛瑄的为人。得知“乡誉”如此，王振意少解，怕做事太绝日后不好回老家，息除杀心，把薛瑄除名遣返。
薛瑄走运，侍讲刘球就没这样的运气。这位帝师上书言事，得罪王振，被逮入狱。未经审讯，王振便派锦衣卫刽子手在牢中砍断其头；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入京，王振知其名大，派人示意他来见。陈敬宗表示：“为人师表而拜谒中官（太监），我不为也。”王振怒，使陈敬宗数年不得升迁；御史李俨见王振不下跪，立马被逮抄家，流放铁岭卫当苦力；锦衣卫兵卒王永在大街张贴揭发王振罪状的匿名大字报，很快被押上闹市凌迟；时任兵部侍郎兼山西、河南巡抚的于谦也倒霉。他每次入京均未登王振门行贿。中国的官场，一直如此。你送礼，长官可能记不住。如果你不送礼，长官一定记得住。恰巧，朝中御史有一个人与于谦姓名相类，常上疏与王振之议不合，大公公便把这两个人的名字误为一人，一日性起，矫诏降于谦官职，把他贬为大理寺左少卿。后来，由于河南、陕西两省的藩主与民众争相请留，于谦的巡抚之职才未被削夺。
为了惩罚不与自己一条线的大臣，王振又“创造”出一种“荷校”的刑罚，即强迫大臣在长安门戴重枷以使这些“斯文”们“扫地”。大枷板很重，从二十斤往上加，最重达百斤，往往立枷数日，犯事的大臣当时不死，回去也要缓上几年才能恢复。
王振用事期间，在北方对鞑靼用兵前，在云南也连年用兵，史称“麓川之役”。
朱元璋定云南后，在元朝麓川路与平缅路的行政区域，重新设置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并以当地傣族头领思伦发为宣慰使，其实是一种变相“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