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鲜明例证后，叶居升还在奏表中言之凿凿地为老皇帝出主意：
“昔贾谊劝汉文帝早分诸国之地，空之以待诸王子孙，谓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愿诸王未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圣贤之德行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可以与国同休，世世无穷矣”！
如此立意明白、条理清晰、直陈利害的忠臣言奏，朱元璋阅毕，竟勃然大怒，认为叶居升居心叵测，离间皇室。锦衣卫兵不是吃素的，这些皇家恶狗以最快的速度把叶居升从家中逮住大狱，五刑毕具，把他活活拷掠至死。
此后，就此事再无敢言者。别的皇帝只有“逆鳞”数片，朱元璋这条老王八蛋龙，全身上下连屁股眼都是“逆鳞”，况且议论皇上家事，动辄就有灭族之罪。
因此，在其后的“洪武”二十多年间再也没人提起藩王诸镇之事。
建文帝即位后，宣布太祖“遗诏”，其中关键内容在最后：“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城）。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此诏用意，一是怕诸王以哭临大行皇帝为名忽然带大兵进京夺位，二是明令各藩王属下官吏直接听命朝廷。
诏下，诸王不悦。这些人互相之间秘密通风报信，都私下讲是新上任的兵部尚书齐泰从中阻挠他们这些“孝子”进京哭临。
不久，户部侍郎卓敬又上密疏，奏请裁抑宗藩。疏入，不报。建文帝留中不发，实际上是正在认真考虑削藩的步骤。虽然卓敬上的是“密疏”，但诸王耳目众多，消息早已传开，于是燕、周、齐、湘、代、岷诸王频相煽动，流言四起，多闻于朝。
事已至此，建文帝就把从前的老师黄子澄和兵部尚书齐泰秘密招至内殿，商议削藩大事。齐泰认为燕王拥有重兵，且“素有大志”，应该先拿燕王开刀，削夺他的藩地。黄子澄持相反意见，认为燕王久有异志，一直秣马历兵，很难一下子搞掂，他主张应该宜先取周王，剪去燕王手足，然后再图燕王不迟。
建文帝年青，两位左右手又都是文士书生，仓猝间就议定大事。于是，建文帝即位后的当年七月，下命曹国公李景隆突然调集大兵奔赴河南，把周王王府围个水泄不通，逮捕了周王及其世子嫔妃一干人等，俘送南京。接着，下制削去周王王爵，废为庶人，迁至云南蛮荒之地看管。
同年冬天十二月，建文帝又把代王徙至蜀地，把这位为人告发“贪虐残暴”
罪名的王叔交予蜀王看管，实行“双规”。
由于事出忽然，周王、代王措手不及，果真没废什么力气就被一窝端掉。但是，这被逮的两个王爷“罪状不明”，确实也令不少人心中疑惑。
当时朝中各位朝臣附和新帝之意，纷纷上书削藩，倒是一位退修的都督府断事（高参）高巍上书劝谏，有理有节，言深意切：
“我高皇帝（朱元璋）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诸王，凡以护中国，居四裔，为圣子神孙计至远也。夫何地大兵强，易以生乱。今诸藩骄逸违制，不削则废法，削之则伤恩。贾谊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候而少其力‘。臣愚谓今宜师其意，勿施晁错削夺之策。可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诸王子北分封于东南，东南诸王子北分封于西北，小共地，大其城，以分其地。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自弱矣。……“高巍建议的这一方法非常得当，即把诸王的藩地交叉分封给已婚的王子们，犬牙交错，互相牵制，互相维护，互相监视，不仅推恩及广，又不会因强行削藩而伤感情。如此，诸候势弱，自然天子势强。建文帝嘉之，然不能采用施行。估计是当时齐泰、黄子澄正受宠任之际，建文帝对这两个人言听计从，想一举削夺诸位藩王的实权。
建文元年五月，朝廷又因岷王朱（左木右遍）有“不法事”，废其为庶人。
不久，湘王朱柏因私印钞票和擅自杀人，受到朝廷“切责”。朝廷还派使臣至其封地，勒令其入京接受鞠审。
这位湘王朱柏挺倔宁，对左右说：“我听说前代大臣下狱前，多自己引决自杀。孤家是高皇帝子，南面为王，岂能受辱于狱吏而求活呢”！他聚集诸子、嫔妃，紧闭宫门，阖宫自焚死。
一不做，二不休。建文帝及朝臣下诏齐王朱赙进京，废为庶人，关进大狱。
接着，下诏把代王朱桂也在大同软禁，废为庶人。
数月之间，针对诸藩王的大狱一起紧接一起，天下震动，恰恰也给了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以起兵口实。
“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开头不拿最强的燕王开刀，这才是建文帝及其诸臣最大的失策！
清初史家谷应泰对于建文削藩之事倒有“事后诸葛”之见。他认为，明太祖在世时，就应该下令诸藩遣子入侍于京师，并在在禁宫内院建“百孙院”，择以淳儒良师对这些小龙崽子们予以教化，既留了“人质”，又传习了藩臣之礼；同时，再派勇臣猛将镇守四方关键之地，坚壁高垒，严防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