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当初也正是袁绍暴亡，曹操运至。一直等待的机会从天而降，出兵河北的时机终于成熟了！马上兴师？且住！古人云：趁丧伐国，不义也。曹操终于忍住贪婪没有立即兵向河北，是曹操突然又追求起那个“义”字来了？也，曹操是在等待：趁袁家举兵，必然会造成袁家小兄弟的同仇敌忾；袁氏所统四州官吏、军民，也必将怜弱仇强；举国骂曹操，也就算有了口实与理由。若能等到袁谭、尚、熙兄弟为争遗产而内讧，那就一拖两得了。
俗话说得好：兄弟一条心，黄土变成金。这袁氏小兄弟们是坚决继承老一辈袁家兄弟光荣的内斗传统呢？还是团结一致，枪口对外？
家族与集团的兴亡其实就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就事实说，袁氏的军事与经济实力还是远大于曹操的东汉政府，只要别学父辈兄弟相残，效尤后世工于内斗，外敌如何能侵？
想到这里刘毅就笑了，老袁家的传统，可不能丢啊，从上到下，充满了内斗的气息，往往敌人不来，他们已经打的要死要活了。
在讨伐董卓的关东诸侯当中，袁绍被推举为盟主，讨董军事行动虽然虎头蛇尾，但这却让袁绍赚足了名声，再加上袁绍显赫的家族背景，因而这天下名士一时间蜂拥而至。等到韩馥将冀州让给袁绍，袁绍就更是兵多将广，谋士成群。可以说，在三国初期的诸侯当中，真正称得上是人才济济的当属袁绍。而袁绍和曹操的谋士，他们的才能并没有多大的差距，但有一个现象却不能忽略，看起来曹操的谋士总是意见相同，而袁绍的谋士却总是意见相左。本来，有不同的意见并不是一件坏事，决策者可以通过比较，更能看清利害关系，从而能够更加明确地趋利避害，但问题是，袁绍的谋士还要把这种分歧变成争斗，从而使集团利益受损直至失败。那么，袁绍的谋士为什么总是善于窝里斗呢，这事刘毅不知道，但是知道袁绍这几年的日子，过的并不滋润，他的谋士们，变着花样的怼对方。
在汉献帝流亡河东的时候。沮授建议袁绍，应该迎立汉献帝，将都城安在邺城。然后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征服。可是另一个谋士郭图却说，汉朝已经衰落很久了，想把它兴旺起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如果把皇帝迎来，有事就得上奏，服从皇帝自己的权力就小了，不服从就是违抗皇命，这不是一个好计策。就这样，袁绍把这件事搁在一边，错过了机会，也错过了时机。
另有一种说法，是郭图劝说袁绍迎接汉献帝，建都邺城，袁绍不采纳。迎接汉献帝是当时最大的事情，沮授又是当时袁绍手下职位最高的谋士，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沮授的意见？
当然了，即便沮授和郭图意见不一样也不是问题，可到了历史上的官渡之战时，两人的意见和分歧就变成了争斗。袁绍准备南下进攻许都，沮授和田丰等人建议，我们连年征战，百姓已经很疲惫，这是我们的忧患。不如先向皇帝报捷，使百姓休养生息。如果曹操不让我们觐见天子，就说他阻隔王路，这样我们就有了出兵的理由。然后我们就分兵袭扰他的边境，让他们不得安宁。这样经过三年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曹操拖垮，大事就可以成功。郭图、审配等人说，以明公的神武和河北的兵强马壮，打败曹操那是像翻手掌一样容易。现在不夺取许都，恐怕以后就更不可能了。这不过是战略方针问题的讨论也就是采取持久战来消耗对方的军事能力，还是采取速决战来一举消灭敌人，袁绍倾向于后者并予以采纳，于是大军进攻至官渡。但是，郭图却不罢休，还要在袁绍面前进一步诋毁沮授，说：“沮授监管内外，威权震动三军，如果让他进一步强盛，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制约他呢？”就这样在大战之前，袁绍要将沮授的典军职权分为三都督，分别由沮授、郭图、淳于琼各领一军。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实行，但内斗的祸患已经埋下。
官渡之战，许攸随袁绍在官渡前线，正在相持阶段，许攸家里有人犯法，留守邺城的审配就将他们抓了起来。许攸知道后大怒，就投降了曹操。见到曹操，许攸将乌巢粮仓防守空虚的情况和盘托出，并建议，立即突袭乌巢。如果乌巢粮食被烧，袁绍军心不稳，必然失败。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亲率轻骑兵突袭乌巢，烧毁粮仓，袁绍果然溃败。
严格执法本没有错，但平时和战时应该是有区别的，尤其是对于前线的大臣家人。只要不是通敌，这执法还是应该考虑时机的，即便需要立即执法，也应该和最高长官袁绍沟通一致，以便袁绍是否要对许攸采取限制措施。但审配直接就这样做了，所以说，无论这执法有多么的正确，总掩盖不了窝里斗的本质。
乌巢粮仓被烧，将军张合建议救援乌巢，而郭图建议进攻曹操大营，结果张合久攻曹营不下。郭图为了掩盖自己建议的失策，反而诬告说张合作战不尽力，张合害怕被杀，带着军队投降了曹操，这就导致了袁绍军溃败。
官渡之战前，田丰和沮授一样，也是建议袁绍用持久战消耗曹操，最后达到“庙算制胜”的战略目的。所不同的是，田丰的建议计划更详细周密，因而谏阻袁绍出征的态度也更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