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劳，深受孙策信任。孙策遇刺身亡后，周瑜与张昭一起共同辅佐孙权，执掌军政大事。曹操消灭袁绍后，威逼孙权送儿子为人质，周瑜志向高远，劝阻孙权送质。赤壁大战之时，力主抗曹，并慧眼预见到曹军的劣势和己方的优势，指挥全军在赤壁、乌林大败曹军，是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其后又成功地攻克了荆州战略要地南郡，曹仁败走。赤壁之战后，周瑜向孙权建议出兵攻取蜀地，消灭张鲁，吞并刘璋，与曹操二分天下，体现了一个军事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周瑜在江陵进行军事准备时死于巴陵，时年三十六岁。一连串的历史，仿佛一点毛病都没有，真的是天妒英才？英年早逝？陆逊不信。
记得在周瑜去世时，有记载孙权痛哭流涕，说:“公瑾有王佐之才，如今短命而死，叫我以后依赖谁呢？”他称帝后，仍念念不忘周瑜，曾对公卿们说:“没有周公瑾，我哪能称尊称帝呢？”“东吴的王图霸业，随周瑜猝死化为泡影，自此从欲染指天下转为偏安一方。”可见周瑜在东吴所起的作用是无人可替代的。当时在吴国，周瑜举贤荐能可比鲍叔；折节为国可比蔺相如；谦礼忠君无人能比。雅量高致，气度恢弘。孙策初亡，孙权“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诸将礼简时，周瑜对比自己年幼的孙权极为恭敬，因此有性度恢廓评语，仅与程普不和，但他折节下交，终令程普叹服。市井间“尊刘贬曹”的观念早已有之。在苏轼的小品中，就曾对民间三国有过这样的描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感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民间对人物的褒贬品评是有着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们“尊刘”，拥“帝蜀”，而对于站在对立面的周瑜，自然不会有好感。
之后，三国演义的出现，彻底把周瑜的形象钉在了自相矛盾的演义标准上。一方面，它肯定周瑜结交孙策，开拓江东，定建霸业；举荐鲁肃，纳降甘宁，举贤任能；最后火攻破敌，建立不朽功勋。而另一面，当遇到刘备集团的中心人物，周瑜又不得不退一射之地。对于那些中心人物，周瑜只能是陪衬。这一切，在那句“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中仿佛达到了极点。对周瑜的形象做了大量的扭曲贬低，在此将演义与正史不同之处进行对比，以正视听。关于诸葛亮三气周瑜，正史记载，连刘备都评价周瑜“器量广大”，周瑜气量宽宏根本不会被气死。从赤壁之战结束到周瑜病逝的两年间，诸葛亮正在零陵一带搞后勤工作，根本没有和周瑜见过面。至于周瑜病逝后，送丧吊唁的是周瑜旧下属庞统，而不是诸葛亮，关于草船借箭，草船借箭的人正史上是孙权，演义描写周瑜嫉妒诸葛亮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三国演义之祖中巧计借箭的正是周瑜本人。
正史的影响力，远远不及永远的畅销书、拥有亿万读者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明朝之后，人们对周瑜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三国演义，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叹息回荡在几百年来的民间话语中。刘继兴认为，假如周瑜真地下有知，估计他会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三国演义？
建安十五年，周瑜去世于巴丘，“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曹操重要幕僚郭嘉于三十八岁去世后，曹操曾对荀攸说他的死是“中年夭折”，十分哀痛。可见虽然当时由于连年战乱，平均寿命颇低，但对有一定地位，可以享受最好医疗条件的政治军事人物来说，36岁远远不是一个正常的死亡年纪。事实上，在整个后汉三国时代，达到了周瑜的地位，去世前为偏将军，南郡太守，而又在比周瑜年纪轻时自然死亡的，寥寥无几。其中最有名的恐怕便是35岁去世的魏明帝曹叡与30岁去世的吴景帝孙休，这两位自幼养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帝了。而周瑜短暂的一生中长期辗转于各地征战，去世时离赤壁之战相去不到两年，可谓恰好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时期。
若是故事到此结束，恐怕我们也只能感叹造化弄人，过早地让一代名将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了相关史料，我们对于周瑜的死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疑问。
“夭亡”和“暴亡”，在史册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夭亡可以是长期卧床病重不治，一把年纪的人也可以突然暴亡。按照常识，从染病到发展，到最后死亡，一般需要一个过程。被记载“卒”或“病卒”的人物，一般可以认为是比较平缓地去世的。在这里我们以吴国官员骆统为例，他和周瑜一样，三十六岁就去世，毫无疑问属于“夭亡”，而以前对其政治军事活动的记载停止于黄武初年在濡须带兵抵抗魏将曹仁的事迹。对于骆统来说，他的死显然不在“暴亡”之列。
对于周瑜的死，本传的记载是“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虽然用的词是“病卒”，但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典型的暴亡。要证明这个结论，首先需要梳理一下周瑜去世时的背景。
陆逊觉得，很有可能是一场阴谋，但是却不敢确定，赤壁之战取得大胜后，周瑜并未就此班师，而是对曹操控制下的荆州展开了趁胜追击。经过一年多的相持，曹军